“乡愁是一扇窄窄的厕所门”——在一篇评论陈升所谓“厕所门”事件的文章中，我曾经粗俗地套用了余光中著名诗句的句式。然而那是一篇讨论两岸关系的严肃文章。
余光中去世，在大陆极尽哀荣。但是，好多人只是在借此缅怀自己永恒的的“小时候”而已——咱当年也是读过诗的，会背《乡愁》会唱《乡愁四韵》的！对于《乡愁》的乡愁，是一种怀旧的滥情，从广播节目到少先队员朗诵比赛，从国企年会到政府堂会，《乡愁》都曾是标配——《乡愁》已经不归余光中了，它沦为体制的泪腺。
要从浩瀚的泪水里把乡愁打捞出来，就必须探讨“乡愁体制”——“乡愁”是如何沦为体制的。余光中的《乡愁》曾经轻而易举地统一了两岸。国共兵戈相见，争的还是同一个江山，捅来捅去，统来统去，还是同一个“大中华”，其美学意识形态修辞，不乏同根同源之处。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台湾校园教育开始去中国化，余光中魂牵梦萦的那个“中国”渐行渐远，台湾新一代开始慢慢对“中国”失忆——更准确地说，是无从记忆，没有记忆；而大陆这边，却将作为爱国主义不朽诗篇的《乡愁》收入课本。而后88+1的一代，对“中国”也在失忆，对从49到88+1的历史失忆—无从记忆，没有记忆。
于是，余光中在两岸荡起了“文化中国”的秋千，乡愁货币流通到对岸成为价值暴涨的硬通货，台湾文坛的反共斗士，俨然一跃成为文学海基会的台湾首席代表。假如一个诗歌节请到了余光中来朗诵，就相当于请到一个副部级领导来发言，级别和档次就上去了。另外，众所周知最经典的政客亲民姿态，是一把抓住一个小孩抱起来，一旦躲进“小时候”成一统，不管好歹，天下太平。
张悬事件时，我曾指出：小清新统一大中华。现在可以补充——“小时候”统一大中华。
张悬事件时，我还指出：消费主义统一两岸。余光中式的“文化中国”的乡愁，时过境迁已经无法统一两岸了。微信，滴滴，共享单车…..显然要比“乡愁”更能统一两岸。大陆对余光中的缅怀，只是一种对封闭年代的‘’芳华”的追怀——吾国从来不缺的，是一种犯贱的怀旧。
余光中有一首传播度仅次于《乡愁》的名诗曰：“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横卧中原，死者为大——“死者为大”不妨如此理解：既然以中原大地为墓床，那么从你身下，将攥出历史掺血的黄土。余光中一死，围绕着他的历史争议，才从学界和知识分子范围，扩散到公众当中。余光中并非没有自省，他曾宣称“向历史自首”，那么身后即便背负骂名，也未尝不是一种光荣的献祭。
成长于八九十年代的人，对台湾的了解，恐怕绝大部分来自于流行歌曲。对文学青年来说，则要加上《台湾文学选刊》。关于台湾文学乃至台湾的“国语”，后来渐成共识的说法是：他们保存了从汉唐到五四的文脉。而余光中堪称台湾这一“文脉”的中枢之一。
余光中的“乡愁”，既可以成为国民党“意淫大陆，手淫台湾”（余光中的老友以及后来的冤家李敖的经典句式）的安魂曲，当然也可以在“三通”之后成为GCD“手淫大陆，意淫台湾”的起床号。当然，诗歌无辜。但不管是乡愁的政治化还是乡愁的郑智化，从来都在小清新们的视野之外。郑智化在19988+1年，写过一首群星合唱的《历史的伤口》。
关于余光中的历史是非，自有各路方家大作可读可研。我只做一点眉批或脚注。
2011年在台北逛旧书店，先是在旧香居淘到1988+1年7月的《人间》杂志，后来又在牯岭街一间窄德难以容身的小书店，淘到一本余光中编选的《我的心在TIANANMEN》。
1988+1年，我是一个从广场上醒来的少年。真巧，陈映真和余光中——两位台湾文坛的宿敌，最终在一个大陆文艺中年手里狭路相逢——然而他们在1988+1年，站在良知的一边，暂时同仇敌忾。
作为当时台湾主流文学体制的代表，余光中当仁不让，最适合编选这样一部诗集，而支持1988+1运动，当然也源于一以贯之的反GONG脉络。但陈映真的《人间》杂志在那个历史关头，却打出了一个这样的专题名字：血腥、荒谬的两岸中国，各自唱各自的悲歌。在支持对岸1988+1的同时，不忘反思和批判台岛的血腥当代史。出版于63+1之后不久的这本诗选以及这期《人间》杂志，典型反映了解严后的台湾政治气氛。63+1为台湾提供了一个契机，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立场的人士，出于道德良知而结成了某种“正义共同体”。而民主转型才刚刚开始，还得等到九十年代之后，转型后的正义，才会渐渐成为一个尖锐问题。余光中的历史污点才会成为焦点。
陈映真的左和余光中的右，都难逃意识形态的左右。那一次去台北，我当然还买了龙应台那本《大江大浪1949》—那几乎成了陆客人手一本的手信，与龙部长犹如大江大浪般汹涌澎湃的”失败者”小清新政治情怀相比，《人间》杂志封面上那一行“各自唱各自的悲歌”显得更加触目惊心。
当年复旦夺冠的亚洲大专辩论赛轰动一时，那时候我还是个中学生，在报刊上读到“舌战狮城”盛况，对大学充满了向往。但等到1988年考上大学，才知道所谓“舌战狮城”这种被包装成爱国主义竞赛的小儿科，跟帝都高校当时的政治自由激辩相比弱爆了。1988年岁末在北大举行的北京高校辩论赛决赛，你知道论题是什么？——《中国现行社会体制是否适合多党制？》（究竟是“社会体制”还是“政治体制”，辩论过程中双方又有所争执） 。
W博当时显然也在场，不过他并非辩手。前不久认识K博，他说当时他在人大读大一，也在辩论赛现场。现场最富戏剧性的一幕，是人大辩手质问北大辩手：难道把国民党请回大陆执政也可以吗？北大辩手立马回答：只要人民同意，有何不可？
当时的年轻学子，无论信息还是思路都还非常有限，比如论题是多党制，但视野还仅仅停留在国共对立。
国共二元对立，左右二元对立，台湾民主转型，但有时候，历史真相在龙应台式的“失败者‘’哲学以及“保存中华文脉”的文化美学包装下，反而变得模糊不清。
历史有趣的错位在于：当国民党在台湾把党部大楼都输掉了（卖掉）了，蒋公在对岸的形象却也越来越有范儿了。如今的蒋介石长得越来越王阳明了，越来越心灵鸡汤了越来越文化苦旅了。
所谓文化，总是前凸后翘的。“文化”在吾国长期在老处女和小婊子之间飘荡，“文化”可以是冰清玉洁的主体，也可以在政治面前沦为人尽可夫的客体。
要不然怎么叫“文化苦旅”？
而大陆的民国热，也多少有赖于浪漫主义公知的抒情，尤以陈丹青（“共和国应该向民国鞠躬”）和龙应台（“向失败者致敬”）为代表。
背着旧书，当晚在台北酒吧，见到那一年广场醒来的几位少年。W告诉我，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1950年代的两岸国家暴力》。——哦，也是“血腥、荒谬的两岸中国，各自唱各自的悲歌”！另一位WU，此前讲过当年从美国访台的故事。国民党当局最高规格隆重欢迎他们，并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开车带他们去拜谒蒋公陵墓，结果到了蒋陵，蒋家后人早已迎候，但WU却拒绝下车，国民党高官苦劝未果。WU坚称：绝不会拜谒一个独裁者。又表示蒋经国对民主转型有功，愿意前去蒋经国陵墓表示一点敬意。
当如此多的大陆民众包括文青都能把青天白日旗混同于台独，谈论“两岸国家暴力”是奢侈的；当余秋雨始终拒绝承认“石一歌”往事（哪怕当年提携他的朱永嘉出来证实），谈论余光中的历史污点是奢侈的——唯有转型成功，才谈得上“向历史自首”，而此岸无需自首，甚至无需反躬自问，因为从文革到改革到如今的XI革，革来革去还是姓革，像余秋雨这样的人，始终革字当头，在每一个时代，始终是既得利益的弄潮儿。
那叫：转型正义。不叫“落实政策”，不叫“拨乱反正”，不叫“平反”。香港维多利亚烛光纪念口号，不幸也沿用了GCD惯用的意识形态修辞——“平反”（平反“63+1”）。
在台北觥筹交错的酒吧，W博问起：新街口变化很大吧？他家在新街口。陈升写过一首《六张犁人》，里面写到了W，当中有一句“代我向祖国问好”。哦，祖国。陈升很喜欢这两个很大陆的字眼——“祖国”，但他的歌如今也被“祖国”彻底和谐了（写到这里，顺祝这个年届六十的老混蛋永远年轻）。《六张犁人》实际上是献给受政治迫害者的歌，是属于“两岸的悲歌”。W博第二天有课先走了，我翻了翻余光中编选的那本诗集，发现竟然有《没有烟抽的日子》，随手问一位台湾美女知道这首歌吗？她说；啊我很喜欢的，在K歌房都找不到这歌。于是她唱了起来。我问她知不知道这首歌的歌词原作者就是刚才走掉的那个人？她说：不知道呀。
后来有人又唱起了新疆民歌《阿瓦古丽》，送给那个回不了家的人。那个胖子痛哭流涕。
我的朋友朱建，前阵子邀请蒋友柏在蒋公故里奉化溪口吃了一顿“民国最美的一餐”。这是个完美的策划，以舌尖上的民国，统一两岸。
那个回不了家的人，在全球化的今日，可以吃到任何想吃的新疆菜、新疆特产，除了马奶酒。托人从阿勒泰以一带一路的精神，史诗般辗转送到台北，没想到那老兄一喝就吐了，因为那并不是他魂牵梦萦的马奶酒——那种鲜美的马奶酒，只能在草原上才喝得到。有一种乡愁，无法包装，无法防腐，甚至无法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