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发生的一切，都跟体制资源的分配、复制、集聚和强化相关。无论是权抢钱私有化，钱买权民主化，还是权力傍大款，大款靠权力，都是不见个体生存自由和机会的体制运转过程。中国问题其实就是涉及每个中国人的权利和机会的政治问题。
　　
　　　　跟“体制内生存”的“优异”分子们谈论个人自由、生命尊严或中国命运一类的问题几乎是对牛弹琴。他们在体制内生存如鱼得水，求他们改革也无异于缘木求鱼。中国的“体制内生存”是一个不能被示范的生存方式，是一个弱肉强食优汰劣胜的黑帮化状态。
　　
　　　　体制内生存可以解决房子、车子、票子等“小康”问题，却是不能向全体中国人开放的生活空间。无资格进入体制内生存的中国人既有个人生存的物质保障问题，又有跟这些正“全面建设小康生活”的体制中人一样生存合法性问题。因为说到底，我们中国人得过自由而有尊严的文明生活，我们不会世世代代把生命看作一个局，一个手段，在体制外惶惶如犬，在体制内依附如奴，“一进体制便无足观”。如赵元任先生七十多年前曾对文明世界的庄重声明，“我们中国人得要在中国过人生常态的日子，我们不能全国人一生一世穿了人种学博物馆的服装，预备着你们来参观。”如周恩来三十多年前对日本人所说过的，“我们中国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的。”这就要求我们中国人如成年人一样运用自己的权利、理性和责任，真正明了政治问题必须政治解决，它无法经济行贿，它不能靠律法维持，它不能寄望行政清廉，它也不能等待教育改革、网络虚拟生存，它不能指望新的增长点或突破口，它不能指望每个人私人领域里高尚其事。一个不能充分个体化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个人自由的，一个臣民子民充斥的国家是不可能有成人理性的，一个以体制内生存相标榜的民族是不会有多少文明创造的。
　　
　　　　因此，在体制资源的基础上谈论私有、宪政、民主等问题往好里说是书生用心，谈论改革的体制内朋友也应该有勇气面对体制内的不义，否则就不要好意思地面向社会喋喋不休。
　　
　　　　存在主义者们认为，人必须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人得自己确立生活的意义，而不是依附体制、名词、主义过日子。关键的问题是，无论是否寄身体制，你做得如何？你是做了乖孩子，装孙子，还是做了流氓无赖，是做了帮忙帮闲，还是迈向自由之路，做一个自由说话自由交友自由思想的成年人？你是合群而大，独善出世，还是一个充分社会化的个体，从而与同类一起组成一个充分个体化的文明社会？存在主义者称引过一句诗，“在贫瘠的时代，诗人有何作为？”那么，在体制资源决定一切的中国，体制内外的生存者们有何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