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
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2013年2月，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回忆性著作——《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作者吴伟先生是当年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目前中国大陆为数不多的系统研究和记录198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历史的学者。他在书中详尽记录了发生于1980年代中国的那场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个过程，给后人留下了较为清晰的历史影像。它告诉人们，主动通过政治改良，改变权力高度集中的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转型，这对于中国的执政党说来，并不是一个完全新鲜的事物。在1980年代，中共党内开明力量曾经主动探索过中国的政治转型，也曾经试图推动中国主动走向现代政治文明。
20多年过去了，当我们站在今天纷繁复杂的现实之中，回头再去梳理那段历史，才更加清楚：历史并非是割裂的，也不能被割裂。那场失败的改革注定对1989年以来的中国社会产生深刻影响，也注定对中国的未来有借鉴意义。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
一、70年代末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
在1980年代的中国，由中共老一代领导人邓小平推动，赵紫阳主持，中共中央曾经领导了一场政治体制改革。与后来中共屡次宣称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同，这是中共建政史上唯一一次认真而不是敷衍的政治体制改革。由于赵紫阳的主导，使这场由邓小平提出的原本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行政改革，演变成了使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向现代宪政民主转型的一次勇敢的尝试。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这次改革虽然失败了，但它给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和深刻的影响，直至今天。
说道198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必要回溯1970年代末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
1970年代末，在毛派分子“四人帮”被逮捕之后，中国兴起了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这场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起点的思想启蒙，是此后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序幕和思想准备，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重大影响。
1977年3月，曾经受到批判的胡耀邦被恢复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同年底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长。在他的努力下，一大批在文革中受到打压迫害的中共老干部得到了“平反”，陆续回到了领导岗位。他们和广大党员、民众都迫切要求对中共建政后的重大历史问题，包括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错误、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根源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再认识，对党的政治、经济政策进行必要调整，彻底走出文革。但在当时条件下阻力极大，党内高层仍然有人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按照这一方针，非但毛泽东的错误不能纠正，连邓小平等许多老干部重新回到政坛也成为不可能。
“两个凡是”受到党内外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而又重新回到领导岗位的中共党内一大批老干部的强烈反对。1977年4月10日，已经得到“解放”但还没有恢复工作的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强调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3日，华国锋主持的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信，肯定了他的意见。同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议恢复邓小平的党政军职务。此后，他开始着手推动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
“四人帮”的垮台和“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提出，是中共的广大党员干部、中国的广大民众思想上获得解放的前提。文革时期的政治高压和对思想言论上的禁锢被冲破，各种对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探讨开始活跃起来。在胡耀邦的推动下， 1978年5月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首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然后又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从而引发了全党和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这次大讨论，对广大中国人，对中共的党员干部说来，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人们在几十年来形成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泽东思想崇拜开始破除，对几十年来党所奉行的一系列理论政策也开始“拨乱反正”。人们开始认识到，任何“真理”都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任何政策都必须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凡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不符合实际的理论、政策，都必须得到纠正。经过半年多的大讨论，中共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许多人思想、观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1978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在中共历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来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端。
为了进一步搞清理论和政策上的一些重大问题，统一全党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1979年1月，中央召开了由胡耀邦等人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这个会议，有中央和北京的理论宣传单位的数百人参加，各省也派出了联络员，前后开了两个多月。开会之初，胡耀邦十分强调要解放思想。
在胡耀邦等人推动下，参会者从多方面广泛地讨论了建政以来中共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会上争论非常激烈。限于当时的条件，许多参会者思想中还有较大局限，人们的认识还远不及此后几年那样深刻，但是在批判性认识文革、指出毛泽东晚年错误和批判长期存在的“左”倾危害方面，在批判个人迷信、总结封建主义对党的影响方面，在批评党内、国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方面，都打开了缺口，开了一个好头。许多人的发言大胆冲破了禁区，提出了在当时看来使人震聋发聩的一些观点，由于会议简报发放范围很广泛，引起了党内和社会上的较大震动 。后来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成为赵紫阳助手的鲍彤（时任国家科委研究室副主任）也参加了会议，并作了长篇发言《二十年间》，对中共八大、1957年反右、1959年庐山批彭德怀、文化大革命等党内重大历史问题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表了颠覆性的看法。
一些参会者开始注意从党和国家体制上研究和探讨文革的成因，探讨党内民主生活遭到破坏的思想和理论根源。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任的李洪林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应该通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而不应由前任指定”的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助理研究员严家其关于“废除党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发言，都振聋发聩，语惊四座，对于启迪人们思想，促进理论界对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缺陷和弊端进行研究，以至于引发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理论务虚会召开的同时，社会上的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也在思考中国的过去和未来，“西单民主墙”和“北京之春”民主运动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最初， 是人们在西单的一面墙上贴出了要求给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控诉冤假错案的大字报。随后大字报就逐渐转向彻底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反对“两个凡是”，批评当时的北京市委和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和政策，主张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要求保障人权，实行民主与法治。这类探讨，让中国人在经受长期的封闭的毛式理论洗脑教育之后，打开了一扇心灵上的窗子，使人们开始了解西方的民主政治，开始审视中国的政治体制，审视中国的政党和国家体制，认识其中的弊端，从而萌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走向民主政治的要求，在一定意义上，为若干年后执政党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群众基础。
西单民主墙的言论，一开始曾受到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的支持，它的许多文字也与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许多发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表明，党内党外、会上会外是相通的，相互响应和促进的。特别是对中共执政体制、国家体制中一些弊端、成因等方面的许多观点和分析，追根溯源，应该说西单民主墙功不可没。
随着讨论和反思的深入，民主墙的积极分子们开始不满足于只贴大字报，发表讲演了。他们开始成立组织，发行刊物，组织各种集会。随后，这场被称为“北京之春”的民主运动逐渐扩大到上海、天津、武汉、广州、西安等城市。1977年底至次年初 ，上海爆发了大规模群众抗议活动，前后持续了100多天，并迅速向周边和其他城市漫延。
对这种形势，中共高层有不同的判断。胡乔木说：当前党内外存在着“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的三股歪风，形势比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时还严重。胡耀邦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说：现在的形势很好，不要对某些地方、环节发生误解、错觉、偏差。他还传达了华国锋的话：“无论如何不要反右派”。但是，1979年3月，面对动荡的社会形势，邓小平、李先念、彭真等中共元老先后表态，认为需要运用强力手段，不能允许这种混乱局面再继续下去。北京、上海警方开始行动，一些民主墙的活跃人物和民办刊物的负责人相继被捕。
元老们的这种态度并不令人意外。民主，曾经是共产党人夺取政权的一面旗帜。但当他们取得政权之后，他们需要的就不再是民主，而是稳定。一旦民众的民主要求威胁到政权的稳固，威胁到党天下的稳定，那么，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地运用专政的手段，恢复秩序。此后两年里，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创办民刊的活跃分子有上千人被拘审、逮捕、判刑。大多数高校竞选运动的参与者，则上了“新三种人”的内控名单。体制内的理论工作者，很多人被撤职、审查和清算。持续了近两年时间的西单民主墙被彻底取缔，民间的“北京之春”民主运动进入低潮。
就在社会上的“民主墙”受到压制的同时，体制内的“民主墙”——理论工作务虚会也开始出现转折。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第二阶段，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一方面强调要“继续解放思想，坚决发扬民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另一方面，又给“解放思想”定了调子，这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为“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 至此，理论务虚会从胡耀邦强调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开始，以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收场。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是他的“两手论”思想格局的起点，代表了当时重返政治舞台的几乎所有老一代领导人的想法。作为一个从文革所受的迫害中走过来的老一代共产党人，尽管他对导致文革产生的制度性缺陷有所反思，因而在重新掌权以后，他可以同意你重新评价毛泽东，同意你否定文革，甚至同意你探讨体制中的弊端，探讨改革问题，但是他绝对不允许你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共产党所建立的这个“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因为，他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一生，与这个党，与这个制度血肉相连，甚至与这个制度的许多弊端都密切相关。他们认为，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坚持他们全部事业的根基所在。否定了这个党，否定了这个制度，就等于否定了他们自己，否定了他们为之终生奋斗的事业。这是他们所绝对不能接受的。
后来到十三大被明确概括为“两个基本点”的邓小平思想格局之基本雏形，自此开始显现。
二、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一篇讲话，对中国政治体制中的“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进行了严厉批判，首次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问题。这篇讲话，后来被中共十三大尊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也被党内外的主流研究者们奉为研究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经典。
邓小平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讲话？他此时作这个讲话出发点何在？这需要考证当时的历史背景。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高层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在思想理论上，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和中共中央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两个凡是”在党内越来越没有了市场，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主流；第二，在组织格局上，经过“解放思想”和破除个人迷信大讨论，华国锋作为“英明领袖”的光辉形象已经越来越暗淡，以他为首的“毛派”力量在逐步退却，失去一个又一个重要岗位。而邓小平和在党内已经重新站稳脚跟的元老们开始了自己的人事布局，这其中，赵紫阳、万里于1980年上半年调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就是最明显的标志；第三，当年由于毛泽东的支持，华国锋一人担任了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三个最高领导职务。随着邓小平和重返政坛的元老们在中央的政治砝码越来越重，这种情况就显然不能再继续被他们所容忍了；第四，就在华国锋等“毛派”力量逐渐失去在中央的主导地位之后，原来的经济政策面临着调整。相应的，主持中央日常经济工作的人事，主要是国务院方面的人事，也必然会面临重大调整。
正是由于这些因素，华国锋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一职，已是不可避免。现在回过头看，这是邓小平和中共党内元老集团在组织上“解决华国锋问题”整体布局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为了在这个问题上得到全党，特别是党的高层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也为了给华国锋等人施加政治压力，这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邓小平这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才应运而生。
起草这篇讲话的负责人，乃时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邓力群。他在其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中明确地说：“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其实质是针对华国锋的，为华的下台做准备，寻找理论根据。”“这篇讲话当时是由华国锋领导的政治局通过的。华国锋看没看出讲话的实质，不得而知。”
后来，接任华国锋担任总理的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中也谈到这篇讲话的背景：“当时正在着手解决华国锋的问题。邓小平和陈云都认为华是贯彻三中全会的障碍，陈云甚至认为华是造反派起家，不可信任。华的领导地位，邓和陈都不能接受。当时华身兼党主席、政府总理、中央军委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因此邓讲话中所以反对权力过于集中，目的之一就是分散华的权力，首先要华把总理的位子让出来。”邓力群和赵紫阳的这些回忆都表明，邓讲这篇话的首要目的，并不在于要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而是要“解决华国锋的问题”。
当然，促使邓小平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因素，就是他对毛泽东所遗留下的体制遗产，对文革成因有过的深刻思考。
早在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的1979年1月27日，胡耀邦曾经向与会者传达过邓听取讨论情况汇报时的一次谈话。谈话中，邓谈到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起源、发展和历史地位，谈到了巴黎公社的选举和“把主人变成公仆”的制度，谈到了俄国“十月革命后六十多年，民主没有搞好”的教训，提出“需要想办法使人民感觉到是自己国家的主人”等等。（参见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上卷，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4月第一版，第306页）这是笔者迄今为止看到的邓小平对于民主问题最清晰、最明确的一次谈话。遗憾的是，邓的这次谈话，并没有收入《邓小平文选》，也没有在官方媒体上正式公开过。
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到：在邓酝酿起草《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的时候，中央“正在起草总结文革教训的文件，即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党深感由于毛的专断、家长制，把个人凌架于党之上，以至酿成文化大革命这场大灾难。而邓在文革中又深受其害，对此有切肤之痛。因此当李维汉提出要重视肃清封建思想残余的时候，邓很快就接受了”。
赵在这里提到的邓小平与李维汉的谈话，是指1980年5月24日，党内元老李维汉与邓小平进行的一次长谈。李向邓小平谈了肃清封建思想残余在党内的影响问题，邓表示同意，并且说，他将在中央会议上认真谈谈这个问题。5月31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提到了他同李维汉的这次谈话，邓小平说： “前些日子，李维汉同志来找我，从“兴无灭资”谈起，谈了两个多小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受封建主义的害很重，但是一直没有把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来对待。现在，党内为什么有人搞特权？这和封建主义影响分不开。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领袖终身制的问题，我们这代人活着的时候，非解决不可。党内生活、社会生活都要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邓小平年谱》上卷第641页）这次谈话的几个月以后，邓小平就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在讲话中他对封建主义残余在党内影响的看法，对“权力过分集中”问题的看法，都不能不说同邓的这次与李维汉的谈话有关。因此，我们也可以把邓、李的这次谈话看做是邓小平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的另外一个背景。
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这个讲话中，为了给华国锋施加压力，开宗明义 ：“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将是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这次变动，包括华国锋同志不兼任总理，由赵紫阳同志接替”。（《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0页）他强调，中央作这样考虑的原因是：一，权力不宜过分集中；二，兼职副职不宜过多；三，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四，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的问题。
紧接着，邓小平把这几个方面的问题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对党内存在的这些弊端作了剖析。
他说，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他认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
邓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在讲话的最后，他强调说：“现在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时机和条件都已成熟。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我相信，这一点是一定可以做到的。”
既然已经把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这次人事调整，上升到了组织和人事制度问题的调整，上升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高度，而且“时机和条件都已经成熟”，并且宣布以后还要继续改，深入改，那么这就不仅仅是解决华国锋个人兼职过多的问题了，华就算心有不满，也只能违心地接受。
当然，在30多年后的今天，如果我们脱离讲话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这篇讲话，确实是中共建国以来，最高领导层对党和国家政治体制上存在的弊端认识得最深刻的一次。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所讲的五条弊端，即：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确实是抓住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中的要害问题。而邓小平开出的药方是：中央将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中央已经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考虑再设一个顾问委员会，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和权限；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各企业事业单位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邓小平给出的这些“药方”，显然只能解决皮毛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治好他自己指出的那些弊病。对此，赵紫阳后来评价说，“对于小平讲话的这些内容，很容易使人感到邓是要按照政治现代化、民主化的方向，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了。但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邓在批评了种种弊端之后所提出的改革措施中，并没有超出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的范围，没有触及根本制度，仍然是一种行政改革的性质。”这个评价是客观的、符合事实的。
虽然邓给出的药方还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但这篇后来被称为“政治体制改革纲领性文献”的讲话，确实已经达到了邓小平政治思想的最高点。由于眼界和历史的局限，也由于邓小平的经历、身份和政治角色的局限，决定了他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和指出，他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共产党的一党独裁，在于中共的执政方式就是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在于中共在整个政治设计上就缺乏对执政党和政府的制约和监督。当然，这一点也不能苛求于他。
三、“波兰团结工会事件”的微妙影响
被称为“8·18讲话”的邓小平这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受到了知识界的普遍欢迎，许多人认为，中央真的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了。
此后的几个月，各家主要报刊都发表了许多谈政治改革的文章，其中一些作者如鲍彤、严家其、张显扬、高放等人几年后开始活跃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舞台上。
其中的代表作是1980年10月，党内以思想解放著称的老资格党史专家、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在全国党校系统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上做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传到海外后，被称为“中共‘庚申改革’方案”。这个方案主张：在全国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分设两院（区域院和社会院），两院共同立法，互相制约；实行党政分开，一切政府职责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各级政府独立议决和处理，群众团体要代表群众利益，工会领导要由工人选出，建立独立的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司法独立以及新闻独立；企业、事业管理体制改革；党的领导机构实行分权制衡制，取消政治局。（参见香港《七十年代》月刊1981年第3期）
这个方案，当时在党内提出已经是很大胆很前卫了。在许多方面，它主张的改革步伐之大，已经超出了几年后赵紫阳主持制订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更远远超出了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水平。因此，在提出后，除了在海外引发一些反响，中央高层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在中国国内甚至知者更少。
当时，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已经明确：“现在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时机和条件都已成熟”，但此后，除了进行若干次人事调整、1982年的十二大上设立了中顾委以及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了“82宪法”之外，其他方面的改革却再也没有下文。
为什么会如此？大概有这样几个因素：一是当时华国锋还在台上，邓小平刚刚复出时间不长，还没有成为事实上的一把手。他提出的特别要解决党内的权力过分集中和个人崇拜问题，实际上第一位的目标，是要在组织上解决华国锋的问题；第二，当时邓小平虽然提出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要进行改革，但是怎么改，他并没有更深刻的研究和成型的想法，没有作好发动一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思想准备和决心；第三，党内刚刚复出的老同志对改革政治体制在思想认识上也并没有完全统一，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第四，当时中国全面的经济改革还没有开始，原有的计划体制还在照样运转，陈云等一些老人还在力图把中国经济拉回到50年代的轨道上去，经济体制的现实还没有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客观要求。
在这些背景下，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政治体制改革，还不可能很快提上执政党的议事日程。
此时，国际上发生的“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对于由邓小平讲话而引起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议后来“偃旗息鼓”，也产生了重要而微妙的影响。
1980年7月，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发生了战后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罢工浪潮，波兰统一工人党（即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盖莱克于该年9月被迫下台。同月，来自波兰全国各地36个独立自治工会的代表在格但斯克举行第二次会晤，决定摆脱官办工会，成立全国性的独立自治工会，即团结工会。瓦文萨当选为该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团结工会成立后，反政府势力逐渐占了上风，以罢工和游行示威为手段向政府施加压力，向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提出了挑战，波兰执政党的地位开始动摇。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波兰后来的发展道路，并对东欧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进程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波兰团结工会事件”给中共党内保守势力阻止和压制社会上已经掀起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和宣传热潮找到了借口。波兰团结工会成立后的第三天，号称中共党内理论权威的胡乔木就给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中央要组织研究类似波兰这样的“一个共产党执政国家的社会内部矛盾可能达到的激烈程度和爆发形式；社会主义制度所未能解决的政府与人民之间的隔阂或对立，包括经济纠葛和政治纠葛；工会之可以分为官方工会与独立工会；宗教之可以成为严重政治问题”。
如果此信仅仅是从波兰的经验教训中提出问题，建议进行理论和政策研究，似乎并无不妥，并还颇有见地。但是，胡乔木在信中还强调，从波兰事件中可以看到，“少数持不同政见者与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相结合可能成为怎样一股巨大力量，这一点对我们应是一个重大教训”；“外来思想、经济、政治、文化影响”（这在我们也是一大问题）。他说：“我们如不从速解决也并非不能造成这种局势，而且其他群众组织也可出现类似情况”。（以上见《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7－289页。）
这样，胡乔木就把中国也可能发生类似波兰事件的大规模社会动荡的现实危险明确地摆在了中共高层面前。
作为收信人的胡耀邦和党内元老邓小平，对胡乔木此信持何态度，在一些资料中有不同的说法。《胡耀邦思想年谱》中说：“邓小平和胡耀邦对波兰事件持积极态度。他们讲：波兰人民的斗争是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是正义的，苏联这次不敢出兵；波兰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坚持改革；中国不会发生波兰事件。胡耀邦没有理胡乔木。”胡乔木将此信“又于10月1日与10月3日校改两次，广为散发，提出中国有发生波兰事件的危险”。但据曾任国家出版局局长的宋木文说，胡耀邦批准将胡乔木的信“在中央的一个内刊上刊载，让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阅研”。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胡乔木的这封信对当时党内国内因邓小平“8·18”讲话而掀起的政治改革热确实产生了消极的影响。1980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传达讨论了胡乔木《关于波兰问题的信》，当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的王任重说：“我们存在与波兰相类似的问题，发展下去会造成同样的后果。”他还明确说：“小平同志讲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传。”（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204页。）
此后不久，中共党内元老陈云也就波兰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发生波兰事件？对此要充分警惕。如果我们经济工作处理得不好，宣传工作处理得不好，有可能发生波兰事件。”他还说：“经济工作搞不好，宣传工作搞不好，会翻船的。”（《陈云年谱》下卷第262页。）
198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要求报刊、新闻、广播、电视等工作“必须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严格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宣传，无条件地同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被停止了宣传。198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于改革，特别是言犹在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也变了调子。陈云在讲话中强调，“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见《陈云文选》，第248-251页。）
邓小平在这个会上作了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对他刚刚讲过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进行了修正，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对于党内外任何企图削弱、摆脱、取消、反对党的领导的倾向，必须进行批评、教育以至必要的斗争”。
而对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称“先要在少数单位进行试点。没有制定和颁布完善的条例以前一切非试点的基层单位，一律实行原来的制度。”（见《邓小平文选》） 但在后来，如何“试点”以及“制定和颁布完善的条例”，却未见踪影。相反，此次中央工作会议却作出“缓改革，舍发展”的决定，并首次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四、邓小平为什么重提政治体制改革？
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发生之后，邓小平就没有再过多关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而是把着眼点放在经济改革上。但到了1986年，他却再次开始大声疾呼：政治体制改革不搞不行，并果断启动了改革方案的研讨和制定工作，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呢？
从根本上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和契机，来自从198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
今天的人们都已经知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改革传统的计划体制模式，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但中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有一个形成过程的。1980年代前半期，计划和市场谁为主谁为辅，是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是中央高层、也是理论家们争论的核心问题。
“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是中共元老、号称党内经济专家的陈云的基本思想，并得到了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的肯定。当年12月的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上，“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
当时担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就其思想认识说，是支持搞商品经济的。但要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必须获得党内元老们的支持，谈何容易？为了让党内接受自己的主张，赵紫阳采取了在具体问题上做文章的办法，按照时任国务院总理秘书鲍彤的说法，叫做“跪着造反”。
1984年初，中央确定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要通过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统一全党思想。起草组开始起草时，总是跳不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圈子。几次起草出来的稿子邓小平、胡耀邦都感到不满意。于是赵紫阳建议，可以写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163－164页）
据吴敬琏回忆，赵紫阳与时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总干事的马洪在一次谈起中国经济改革目标时，马洪提出应当用“商品经济”的提法。赵紫阳就请马洪写出一篇文章送给“老同志”们看看。于是，马洪请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周叔莲、张卓元起草了一篇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的文章，吴敬琏也参加了修改。不久马洪将文稿印送几位党内元老，没有人表示不同意见。（参见《吴敬琏访谈》，载2008年8月30日《经济观察报》）
为了把这个关键性问题尽早确定下来，在得知马洪的文章“探路成功”后，赵紫阳于1984年9月9日给政治局常委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写了一封题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请示》的信。在谈到计划体制时，赵紫阳说：“各项改革都牵涉到计划体制，这是经济体制的核心。”他建议把计划体制作如下概括：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为主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指导性计划主要用经济手段调节，指令性计划也必须考虑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的作用。信中赵紫阳明确提到：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应该把两者统一起来，而不要把它们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参见吴伟：《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第48－49页）
鲍彤曾对笔者回忆说，这封充分体现了赵紫阳政治智慧的信是赵绞尽脑汁，自己一个字一个字亲自写的，没有要秘书，或是其他任何人代笔。
9月10日，邓小平在这封信上批示：“我赞成。这个文件可印发三中全会，连同体制改革的决定，一并讨论。”9月13日，陈云复信：“紫阳同志：你提出的三个问题，都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对这几年城市经济改革经验的总结，我完全同意。关于计划体制的四层意思，合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9月15日，李先念复信：“紫阳同志：你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很好，概括了这几年改革的经验，提出了今后改革的方向和原则，我都同意。”
这样，赵紫阳的主张在元老们那里过关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和信中的四项内容顺利地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当年10月文件通过后，邓小平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3、91页）
那么，这时说的“商品经济”与后来说的“市场经济”是什么关系？对此，赵紫阳曾有过明确的说法。鲍彤后来对笔者回忆说，1987年底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列席会议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问赵紫阳：“商品经济跟市场经济到底有没有区别？”赵紫阳明确回答说：“根本就是一回事！我们说它是商品经济，是因为有人不同意讲市场经济，阻力太大，没有承受能力。所以，我们改个名字，叫做商品经济。”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通过，在实际上冲破了所谓计划经济的束缚，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到建设商品经济上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进入城市，进入了经济的各个领域，改革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但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改革者们逐渐发现原有的政府管理体制成为改革的巨大阻力。如在旧体制下，国家计委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国务院”，整个国民经济资源的配置、资金的调配、产品的定价与分配，都须按照计委制订的国家计划进行。既然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改变原有的计划体制，逐步建立起商品经济新体制，就必须解决计委这个计划经济的核心堡垒，同时需要撤销行业经济管理部门，实现整个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这既是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对此，赵紫阳态度十分明确。有一次，他请时任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到他家里谈天，赵紫阳问：“经济体制改革是改什么的？”姚依林“啊——”了一声。赵紫阳笑了，自己接着说：“经济体制改革，是改你们计委的。”（《鲍彤文集》，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第186页）
胡耀邦也认为经济改革的关键是要解决计委的问题。1986 年有一次在专列上，胡耀邦对副总理田纪云说：“中央两大综合部门，党中央这边是中宣部，国务院那边是国家计委。中宣部这边问题解决了（指朱厚泽取代了邓力群任中宣部部长），你去跟紫阳同志说说，早下决心解决计委的问题。”（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2010年12月修订版第160页）
把经济改革看作是自己的“旗子”的邓小平同样也发现了政府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这就是原有的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党政机构，特别是国家计委、各工业部委，很多情况下是体改委在那里搞放权，他们在那里就搞收权；表面上说的是简政放权，实际上却是阳奉阴违。邓认为，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进行下去了，必须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为继。
从1986上半年开始，邓小平在内部讲话和同外宾谈话中，开始反复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仔细分析邓小平这些谈话，可以发现，邓此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与他1980年在反对封建主义影响基础上提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已经有了重大差别。他虽然也提到了民主的问题，但并不是以此为重心，重心是行政改革。
邓认为，政治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其政改的内容首先是党政分开；第二是权力下放；第三是精简机构。这些确实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但应该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即行政体制改革。关于发展民主，开放言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等诸多题中应有之义，邓都没有涉及。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回顾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以后邓小平对社会上民主宪政运动态度的变化过程，可以看到，当以邓小平为首的元老派领导人刚刚被从文革中解放出来，还没有在党内取得稳固的主导地位的时候，他们需要发动群众，需要在伦理道义上掌握主动，也需要有更多的讲话机会。这个时候，他们需要讲民主，讲思想解放。但是当他们的政治主张逐渐在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在中央高层的政治地位也逐渐稳固并掌握了最高权力之后，特别是当他们看到“西单民主墙”和“北京之春运动”足以威胁到共产党的统治，看到“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对波兰、对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的统治会造成影响的时候，他们对在中国发展民主产生了一种惧怕心理，“稳定”成为他们的第一诉求。
这样，当迫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邓小平不得不再一次提出搞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他们不可能像当时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那样，以民主和公开性作为改革的旗帜和基本诉求，而是要尽量避开“民主”这个政治敏感点，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尽可能限制在行政改革的范围内。
邓在1986年重提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一个“国际大气候”的背景，即上世纪70、80年代那场世界性的民主大潮，和80年代苏联东欧各国进行的民主化改革。其中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以后提出《改革与新思维》，提倡民主化和公开性原则，对中国影响也比较大。对此，政治学者陈子明曾经评论说：“当时，美国《时代》周刊把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选为封面人物，戈尔巴乔夫后来居上，鼓吹‘新思维’和‘公开性’，获得世界舆论的好评，邓小平有心要把他比下去，夺取世界‘改革先生’的第一把交椅。”（陈子明：《“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亢奋到疲顿》，载《共识网》）是不是如此，笔者不敢下定论。但是，苏联、东欧诸国进行政治改革的一些理论、做法，借此作为正面的经验被介绍到中国来倒是真的。那段时间，苏联改革中的民主化和公开性原则，对中国理论界研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确实产生了重要影响。
说中国1980年代的政治改革是在“国际大气候”下发生的，实际上它也是这个民主化“大气候”中的一个有重大影响的组成部分，而且是“社会主义各国”中发展较早、较快的一个部分。如果不是1989年“六四事件”中断了正在进行的改革的话，也许中国能够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向民主社会和平转型提供一个成功的范例。
与邓小平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相呼应，中央其他领导人也开始在许多场合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其中，在党内外引起广泛强烈反响的，是1986年7月31日万里在全国软科学座谈会上发表的关于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讲话，他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1986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政治问题可以讨论》。文中写道：“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等，这些在宪法中都有庄严的规定。对政治问题各抒己见，讨论、争鸣，正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这篇文章发表以后，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好评。但是，该文的执笔人、时任《人民日报》评论员的吴国光后来在《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中谈到，“此文发表后，《人民日报》受到高层领导人的批评，已经准备好的其他几篇评论员文章因此没有见报。”（见该书第42页，注释8）
但风刮起来了。从总的情况看，无论体制内外，对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强烈要求是一致的，这一点，与邓小平的主张并不矛盾。虽然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途径、方式等方面，体制内外的一些人与邓小平的主张也就是与中共官方的调子有许多不同，少部分人还公开打出了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的旗帜。但是，在当时比较宽松的政治气氛下，这种与官方完全不同的政治改革观点，虽然也引起了中共党内一些人的反对，但是还一时没有受到过分的抑制与打击。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仍然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五、赵紫阳担纲启动政改方案
上篇提到，从1986上半年开始，邓小平在内部讲话和同外宾谈话中，开始反复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在听取经济情况的汇报时，就要求中央书记处“考虑一下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允许用年把时间搞调查研究，把问题理一理，把主意拿好，然后再下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4页）
此后，邓小平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胡耀邦开始动员中央书记处办公室的力量，收集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资料，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1986年9月13日上午，邓小平听取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再次讲了几点意见。他说，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党政分开；其次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第三是精简机构；第四是提高效率。邓小平强调，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过去我们那种领导体制也有好处，决定问题快，如果过分强调搞互相制约的体制，可能也有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7－178页）赵紫阳接着说，从最近材料看，对政治改革有三种主张：一是主张搞多党制，改变一党执政；二是主张首先解决权力机关与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三是主张首先解决党政分开的问题。邓小平说，那就由紫阳同志主持议一下。
邓小平的这个决定出乎大多数人意料。按理说，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涉及党和国家政治制度和体制的全局性大事，应该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直接主持，而且胡所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已经对这项工作有所准备。可耐人寻味的是，邓小平这次却没有按常理出牌，反而把它交给了总理赵紫阳。有人曾经问过赵，为什么要你来搞这个研讨小组？赵紫阳的回答是：“小平同志让我做，我就做呗。”为何如此，目前也没有公开权威的解释，只能做私下的猜测，也许是因为邓在此时已经下决心十三大要胡耀邦下台了。
1986年9月18日，赵紫阳召集拟议中的 “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几位成员开会，研究如何开始研讨工作。这次会议，宣告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工作在赵紫阳的主持下正式启动。时任总理办公室负责人、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鲍彤列席了这次会议。会后，赵紫阳给邓小平和中央常委写了一封信，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成立中央政治体制研讨小组，成员为五人，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等四人；另外加上彭冲，因为彭冲是主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
第二，这个小组定名为‘研讨小组’，是因为它不是权力机构。研讨小组的职责是：为政治体制改革探讨思路和设计蓝图，提供中央政治局常委决策。要在明年10月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把有关政治改革的头绪理清楚。
第三，在小组下设办公室，人员力求精干。办公室应当组织一批人认真地阅读材料，自己也应该认真阅读材料，并选择其中最重要的材料向小组推荐。应当有计划地召开一系列座谈会，自己也要座谈，并把议论的主要内容向研讨小组报告。
第四，办公室由鲍彤、严家其、贺光辉负责。负责人以后还可以增加，但不超过七人。授权办公室挑选10到20名有研究能力者组成工作班子。将来确定专题之后，再组织专题研究班子。
第五，办公室成立之后，即应紧张工作。在最初的1个月内，要搜集国内外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种议论，提出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和重点的基本看法。研究的着眼点应是：一、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二、有利于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这封信是赵紫阳在会后委托鲍彤起草的。据鲍彤对笔者回忆，赵紫阳当时还和他说：“原来这个小组的名字叫‘中央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是我建议还是叫‘研讨小组’好。我们这个小组只研讨，不决策。”
10月4日，鲍彤召集小组办公室的几位负责人开了一个办公会，研究了各方面的具体工作，商定由各方面推荐研究人员。10月6日下午，研讨小组的成员胡启立、田纪云在中南海听取了鲍彤等人所作的研讨小组办公室筹备工作的汇报，并对办公室的工作方式和研究进度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10月7日，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召开了组建后的第一次全体人员的会议。除了几位负责人外，有借调到位的六名研究人员参加。这时，笔者因在中央党校读研究生期间曾对政治改革问题有较多接触，经曾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陈一谘推荐，也加入了这个团队，并在这次会上第一次见到了名闻已久的鲍彤。
在这次会上，鲍彤首先宣布了研讨小组办公室正式成立。在介绍了研讨小组的组成和任务之后，他说，紫阳前几天在研讨小组成立的会上说，“这件大事解决了，可以去见马克思了”，可见他对这件工作的重视程度。今天宣布办公室成立，要立即展开工作。这个办公室，从现在开始到明年“十三大”，生命大概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我们要拿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起草出文件，并经中央政治局、中央全会通过，提供给“十三大”，时间紧迫。
鲍彤还说：研究可以无禁区，但是宣传有纪律。政治问题很敏感，我们要强调保密。紫阳讲了要“滴水不漏”，因为我们现在是中央正式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班子，如果中央还没有决策就泄露出去，会造成党内社会上的混乱。谁泄露出去谁就要负责任。
中央政改办的工作地点，设在了北京地安门西大街38号，中央办公厅招待所（现金台饭店旧址）。刚开始时，研究人员包括我在内，只有七个人，其余六人为孙方明（来自中宣部，原任朱厚泽部长秘书）、吴国光（原人民日报评论员）、迟福林（原国防大学教师，中央党校研究生）、吕长春（原国务院办公厅工作人员）、李丹钢（原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工作人员）、周大力（原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作人员）。另有陈一谘、陈福今（原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工作人员）负责日常组织工作，起着秘书长角色，鲍彤合称他们为“二陈”。
中央政改办全室工作人员划分成联络、信息、秘书和行政四个组。笔者所在的秘书组负责编发两种内部刊物。一种是对中央高层的，叫《研讨情况》，由鲍彤亲自签发，到研讨结束时，共编发了80期。另一种是对内作为研究参考的，叫作《内部资料》，由“二陈”签发，前后共编发92期。
政改办第一阶段的工作，就是集中力量，收集和研究国内外各种议论，提出对政治体制改革涵义、重点的初步看法。
从10月10日开始，政改办连续密集地召开各种座谈会。据笔者的记录，在第一阶段研讨的一个月时间里，由中央政改办主办的各个方面的座谈会共8次，11个半天，到会并作发言的有官员、学者、基层干部等各方面人士近百人次。另外，还派出有关人员参加了外单位的几次座谈会。吴国光在他的书中记述说：“每次座谈会之后，政改办都整理出相关的材料，上送中央研讨小组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用周杰（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话来说，这是‘给领导下点毛毛雨’，让他们逐渐了解社会各界对于改革的看法，熟悉有关政治改革的设想。”（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第72页）
在这段时间里，政改办还坚持在每周的二、五下午召开内部例会。每次例会都事先确定一到两个主题，到会人员以座谈的形式发表意见。讨论没有什么框框，也不分上下级，可以插话、争论，有时候甚至会发生小小的辨论。
针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这个题目，鲍彤数次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实现从革命体制到建设体制的转变。建国37年来，这个转变并没有完成。1954年宪法，1956年八大决议，都没有预料到几年后发生文革，为什么？就是没有看到，也没有实现从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的转变。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但也没有提出这个转变。革命体制最根本的特征是什么？是高度集中，是群众运动。我们现在所有的体制都带有十分浓厚的这种色彩。现在必须实现从武装斗争、群众运动的体制转到正常的建设体制上来，使社会的每个细胞都能发挥它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对我们的政治体制自我重新认识。党要重新认识，政府也是这样。
在最初的几次例会上，大家重点围绕“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目标和重点”进行讨论。关于涵义，大家的认识逐渐集中到鲍彤提出的“从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转变”这个提法上来。还有人提出了党要“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问题，也引起了大家的共鸣。经讨论，这“两个转变”基本上成了大家的共识。关于目标，形成了“远期目标是高度民主、法制完备；近期目标是提高效率，走向制度化”的意见。至于主要内容，大家比较一致的是党政分开，机构改革，干部制度改革；当然也有不同意见，比如有的人提出要从党内民主着手，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制度化；也有人说，应该通过贯彻落实宪法，实行司法独立，新闻自由，保障公民权利，等等。
鲍彤是中央政改办的主要主持者，也是办公室的灵魂。他长期工作在中央最高层领导人身边，对现行体制的了解可以说比我们中任何一个人都要透彻、深刻得多。在研讨第一阶段，他几乎参加了所有的座谈会和政改办内部例会。每次会上，他总是以其睿智的语言和顺手拈来的事例典故，或是引领话题，或是插话补充大家的看法，或者在会议结束时，画龙点晴，对大家的看法作出小结。他的发言，经常会有一些奇思妙想，给大家以重要启发，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大家都很爱听他的发言。
10月16日的会议上，鲍彤谈的是对中共这个体制的再认识。他说，过去战争年代，我们只有一个中心——党，把其他组织看成是这个中心联系群众的纽带，工作靠的是群众运动。现在我们成了执政党，掌握了国家政权，就要把战争体制、运动体制转变成正常体制。现在我们要的是稳定，是在稳定中的发展。可这个现行体制，它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因素，怎么可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的稳定？搞什么都是“大搞群众运动”，用运动的方式、打仗的方式搞建设，这样不行。
他说，在现代社会里，每一种社会组织都有自己的功能，可我们经常是不去用这些组织 （这里说的社会组织，指各党派、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各种NGO组织、企事业单位，直至基层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等） ，非要自己把它们的事都包揽起来，另搞一套。这些年来，我们是在按照自己的模式去构造一切社会组织，使各种社会组织退化成了一种单细胞动物，从上到下都一个模式，而不是要各种社会组织各有特点，各司其职。社会组织功能的分化本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
他回忆说，1980年他刚刚到赵紫阳身边担任秘书作时，赵紫阳问他，政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鲍彤回答说是秩序。鲍彤解释说，在政治这架机器当中，各种社会组织都有自己的位置，承担一定的功能，运行中必须遵从一定的秩序。这本是常识，而在中国，现在却成了需要启蒙的东西。我看，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常识，改革就是回归常识。
随着讨论的深入，讨论的议题逐步集中到党政分开上来。许多人认为，现实中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执政党组织凌驾于国家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之上的现象十分严重。中共在各级政府部门中设立党组管理行政事务，党的组织部门直接管政府干部，政法委直接管案子，等等，都是以党代政的表现。邓小平曾说，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大家对此都有共识。无论说到哪个方面的问题，几乎都可以同党的领导体制挂上钩，都需要首先解决与党的关系问题。所以，党政分开成了后来几次例会的主题。
10月30日的例会，鲍彤在大家的发言之后，对党政关系问题也谈了看法。这个发言，可以说是对大家近来讨论的一个总结，讲得十分精彩。由于讲话较长，本文只摘录其中一部分：
“关于党政分开的涵义。我赞成‘党政分开’这个提法，因为党和国家机关的性质和功能都不同，应该区分开来。它的基本涵义，是把党的领导职能与国家机关治理国家的职能（特别是政府的管理职能）分开，以理顺党和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机关的关系，特别是党和政府的关系，使之制度化、规范化。
党政分开，利弊如何？大家讲了许多利，可否概括为这样几条：（1）有利于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领导威信；（2）有利于国家机关建立正常的指挥系统和提高效率；（3）有利于以此为契机，推动整个政治体制改革。
利弊问题，可以再加深一层，想一想有没有危险？想得严重一点：有没有失去领导地位的可能？说得平稳一点：会不会削弱党的领导？
我认为，削弱党的领导现象，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但不是由于党政分开，而是由于党政不分。党委书记直接干预某项目的人、财、物，把自己降到了计委或经委工作人员的地位。党委书记办案，降到了法院审判员的地位。
现在和将来能够从根本上动摇我们党的地位的因素，不可能产生在党外，只可能产生在党内。在党已经执政并成为无可匹敌的政治力量以后，如果党内有腐化、官僚化的因素，如果听其蔓延滋长，那才是最可怕的危险。文化大革命乱了十年，党的主席可以任意处置国家主席，是党外人士搞的吗？不是，完全是党的内部出了问题。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党政不分，党的权力化、行政化。
讲到这里，需要把‘党政分开’的依据搞清楚。我认为‘党政分开’的基本依据就是‘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具体来说，就是（1）党的决议要通过法律程序，才能成为国家生活的大政方针；（2）党要支持各种社会组织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充分独立的活动；（3）一切党组织、党员的活动都必须既符合党章，又符合宪法和法律。
‘党的领导’这个概念也需要搞清楚。实现了大政方针，就是起了领导作用。比方说，党在政法方面的大政方针是什么？照我看，最重要的是健全法制，法院独立审判，公检法相互制约，大家依法办事，使之制度化、规范化，等等。”
鲍彤的这个发言，还谈到了实行党政分开的有利条件、党政分开的具体内容、具体步骤等问题。会后经过整理，刊载在了政改办上送给研讨小组各成员的内参《研讨情况》上。对后来党政分开的专题研讨，起到了引路的作用，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六、中央政改研讨小组的第一次会议
吴伟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六篇。
政改研讨工作开始的一个月以后，1986年11月7日上午、8日下午，在中南海国务院第二会议室，赵紫阳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第一次会议，听取研讨小组办公室（简称中央政改办）的工作汇报。参加会议的除了紫阳外，还有研讨小组成员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以及研讨小组办公室的鲍彤、周杰、严家其、贺光辉等16人。
这次会议，是那年研讨小组七次会议中，涉及面最广、内容最丰富、影响也最大的一次，不仅原则上确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目标和重点，而且也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几项重点内容的基本方向，对下一步开展的专题研讨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会议上，赵紫阳和研讨小组其他几位成员一边听取鲍彤的汇报，一边插话、议论，间或提出一些问题，由鲍彤或是办公室其他人员作出回答，每一个参会人员也都可以适时插话。鲍彤的汇报共分七个部分，其中主要的部分，是对现行政治体制弊端的认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重点、主要内容以及设立专题小组的初步意见。
在鲍彤汇报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讲到要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现代化建设时，赵紫阳说：现在国外都关心小平同志，就说明我们的长治久安还没有制度保证，这样不行。
鲍彤在汇报中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民主化，近期目标是制度化。赵紫阳问：什么样的制度化？只说制度化，缺少一个前提。这时，胡启立提出，经济改革提出的目标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句话就清楚了，政治体制改革能不能找到这样一句话？紫阳说，是缺少一个总的概括。只说走向制度化，还没有涉及实质问题。分权就是实质问题。近期目标，是要解决党与各种社会组织的关系，包括党与政府、党与人大、党与别的社会组织、还有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远期目标有内容，如高度民主、法制完备等；对近期目标的概括还没有。鲍彤表示，这个问题，办公室回去要认真研究。
在鲍彤谈到实行党政分开是要解决共产党如何执政的问题时，赵紫阳、薄一波等都表示赞成，他们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共产党是否执政，而是怎样执政、怎么领导以及如何改善党的领导。
赵紫阳说，用“党政分开”这个概念很准确。党政分开的涵义，就是“党不直接发号施令，不直接处理政务”。这是一篇大文章，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先例。从原则上说，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管大问题。薄一波则说，我们的机构为什么这么大，办事效率这么低，官僚主义这么严重？根源主要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近期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赵紫阳又说，党中央要讨论大政方针，并通过在政权机关工作的党员来实现党的领导，党起监督作用。既然组成了政府，党就不要去代替它。党应该管组成政府的那些领导人，不胜任可以重新提名，建议调动他，撤换他，但属于政府的事就不要再包办代替。我们现在下面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的情况比中央还严重。国民党的以党治国，还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不分厉害。
鲍彤建议，为了实行党政分开，应当取消政府中的党组。赵紫阳和研讨小组其他几位成员都表示同意。赵紫阳说，党组这个东西，有个演变过程。建国初期，政府里有民主人士，各部门就搞了党组。党组后来变成了一种待遇，也有些搞集体领导的意思。改革中要取消党组，这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
对于鲍彤提到要考虑削减基层党组织的机构时，赵紫阳说，匈牙利的企业里，党组织机构就非常小。他们有个口号，叫做“党务工作社会化”。而我们呢，叫做机关化、行政化。薄一波补充说，毛主席曾经讲过，党的机关要用党费来开销，人员不能太多。现在不但共产党，连民主党派也都吃的都是国家饭。这样下去不行。
当鲍彤汇报到发展民主的一些设想时，赵紫阳说，讲社会民主，重点是党内民主；讲党内民主，重点是中央一级，是解决党的中央组织的内部关系、议事规则、工作程序、生活准则和党内监督问题，同时也要研究党的地方组织、基层组织的有关问题。没有一整套制度和程序，民主就没有保障。把这些方面的制度健全起来，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不重犯文革的错误，极为重要。胡启立补充说，如何保证文革不重演？紫阳讲的这一条最关键。文革当中很多老帅不同意毛泽东的做法，但却没有办法通过某种合法程序来召开会议解决问题。
接着，胡启立还说了一段让笔者至今印象深刻的话，似乎他对此后几年党内高层发生两个总书记先后下台的事有先见之明。他说，如果不建立必要制度，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五年中，政治局委员、常委之间如果“哥俩好”还没事。如果出现分歧，应该诉诸什么程序，靠什么解决？必须要有制度保证。田纪云补充说，讲才干，讲能力，没有人能比得过毛主席。他犯了那么大的错误，那么多人都看到不对，却没有办法制约。赵紫阳接着说，主要是这个问题。看来靠认识不行，自己是不能约束自己的。
当鲍彤汇报到干部制度改革问题时，赵紫阳说，社会主义各国，除了南斯拉夫，都是“党管干部”。“党管干部’，就是党任免干部，组织部任免干部。而组织部又不管具体的事情，管事的不管人，管人的不管事。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干部管理体制也要改革。实际上，说”党管干部“，不一定要每一个干部，任用、任免全由党管。党主要是管干部工作的宏观，不具体任命干部。干部规划，也包括交流、培养，以及属于干部纪律方面的工作，这应该由组织部管。外国是分文官和政治家，文官是由政府管的，政治家是党管的。你们要研究，是否借鉴一下国外的文官制度？我看要借鉴一下。
赵紫阳继续说，现在我们的“干部“这个概念，包括的范围过于庞杂，教师、医生、法官、运动员都叫干部，这个办法不行。改变党统管干部，要有新的制度，否则乱子不小。要搞专题，由组织部牵头去搞，但要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之中。
在鲍彤汇报到人大要加强对政府的监督时，赵紫阳说，宪法规定，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实权力还不如国外的立法机关。作为立法机关，可以与行政机关相互制约。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力也不能是无限的，不受任何约束。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要有个相互制约的关系。
这时，鲍彤插话说，“三权分立”的思想不能简单否定。紫阳回答：要从实际出发。“三权分立”不能搞，但人大的作用必须进一步发挥。怎样发挥，要研究。西方国家制度中那些有益的东西，可以吸收到我们的制度中来。
在鲍彤的汇报结束之后，赵紫阳对会议的讨论作了小结。他说，基本上同意汇报的意见。近期改革从哪里开始？要以解决党政关系和党内民主为重点。党政关系中，主要是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要解决党与人大的关系、人大与政府的关系。在党与政府关系上，要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在党与人大关系上，要解决人大如何进一步发挥作用的问题。我们这次改革，终究是要解决党的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防止党的权力过于集中于少数人、个别人、一个人。以党代政，这就势必使各种社会组织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赵紫阳还指出，党的作用有个中央、地方、基层的分层。中国省市一级党委不能像过去的国民党党部一样，也不能像现在一样，党政不分，权力比中央还厉害。另外，现在的题目中有关人大的分量不够。政治体制改革中，人大问题不作为一个重点提出来不行。人大的问题不能回避。问题究竟在哪里？改什么？要研究。还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问题，关键是言论与出版。这要放在社会主义民主专题中研究。
赵紫阳最后说，在研究中应当明确的，一是基本目标、基本模式，二是过渡措施。否则，目标是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相当明确，但是如何到达彼岸，路子并不十分清楚。政治体制改革也是这样。所谓过渡，就是首先搞什么，先达到哪一步，步子怎么走，还有配套的问题。
在会议结束前，薄一波对鲍彤和办公室的研究人员们说，你们要放开手想问题。赵紫阳说，研讨小组，研讨小组，就是研究和讨论嘛。薄一波接着说，你们想到什么问题都可以讲。彭冲表示赞成，他说，你们有豁免权。
在这次会议上，赵紫阳和研讨小组其他成员都提出，要研究一下，找到一句话来概括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11月8日上午，利用两天会议的间隙，办公室立即开了全体研究人员会议，研究这个问题。会上，出现了几种提法。吴国光在他的书中是这样归纳这些提法的：“大家试图提出各种各样的说法进行这一概括。严家其建议用‘科学化、法制化的国家行政管理’这句话。迟福林说，可以考虑用‘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分权制’。孙方明的说法是：‘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形成我国政治生活现代化的基本格局。’李丹钢强调：‘建立适应商品经济的组织结构，走向制度化。’吴伟提出：‘理顺党和国家政权关系，实现社会组织功能分化，完成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的转变。’”（《赵紫阳与政治改革》1997年8月版第168页）
由于意见不一致，会议也没有急于作结论。在后来政改办的一次讨论中，鲍彤建议，可否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对政治体制改革总的概括，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对应。这个说法得到了办公室绝大多数研究人员的赞同。鲍彤把办公室的这个共识向赵紫阳作了汇报，赵也表示同意。这句话，后来写入了中共十三大报告中。
研讨小组第一次会议结束后，赵紫阳委托鲍彤和办公室执笔，起草研讨小组给中央常委的报告。这个报告，可以说是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的第一个成果，也是下一步研讨工作的“总纲”，能不能得到中央常委，特别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位老人的认可，将对以后的研讨工作有重要影响。所以，鲍彤和周杰都十分重视，专门召集几个执笔人开了会，谈了他们对起草工作的意见。第一稿由笔者和孙方明、李丹钢分工起草，然后由吴国光统稿，交办公室研究人员讨论，然后再修改。反复几次后，鲍彤亲自动笔作了最后的润色。
11月18日，这份报告经赵紫阳审阅同意后，以研讨小组五个人的名义，报送中央常委。报告就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和目标，谈了以下看法：“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在领导体制上存在一些重大缺陷。它适应于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不适应于经济、政治、文化多方建设的需要；适应于实现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不适应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因此，我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两层涵义，一是使政治体制适应于和平建设的需要；二是使政治体制适应于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设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是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近期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总要求，可以考虑概括为一句话：改革领导体制，调整各种社会组织的关系和职能，使之走向制度化。内容主要包括：（1）通过党政分开，使党和国家机关的相互关系制度化，各司其职，增强活力；（2）通过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并使之制度化，调动基层和群众的积极性；（3）通过权力下放、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行政法规，使政企关系和机关工作制度化，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接着，报告从党政分开、党内民主、权力下放和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发挥人大和政协的作用、健全法制等几个方面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和重点。
在报告的最后“如何过渡”部分中，研讨小组提出了下一步工作的安排，准备成立几个专题小组，各自提出自己的方案。明年三月前，将分别听取各专题研讨小组的汇报。四、五月间，有可能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
从1986年11月底到12月底，根据赵紫阳的计划和研讨小组给常委的报告，在中央五人研讨小组下面，先后成立了八个专题研讨小组。党政分开专题组的负责人是温家宝（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内民主与党的组织专题组由周杰（中办副主任）负责；权力下放与机构改革专题组由贺光辉（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牵头；干部和人事制度改革专题组的负责人由曹志（中组部副部长）；社会主义民主专题组由胡绳（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牵头；社会主义法制专题组由佘孟孝（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负责；改革的理论和基本原则专题组则由廖盖隆（中央党史研究室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主持。此外，还设立了一个中央党校组，由副校长陈维仁和校委副秘书长史维国负责。各个专题研讨小组基本是按照中央研讨小组的模式设立和运作的，小组里边有几位负责人，然后下边也成立一个主要由研究人员组成的办公室，承担具体研究工作。中央政改办则被各专题组称为总办公室，负责与专题组联络、协调和综合。
1986年12月10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委员、研讨小组成员胡启立在中南海召集中央政改办负责人、各专题小组负责人及部分研究人员开会，研究和部署了下一阶段的专题研讨工作。他在讲话中说：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直接领导下，由紫阳同志亲自抓的课题，涉及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在某种意义上，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更深刻、更复杂，也更艰巨，触动面绝不比经济改革小，大家绝不可掉以轻心。胡启立在讲话中还对各专题组的工作进度提出了要求。
各个专题研讨小组的成立，标志着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的第二阶段开始。12月2日，刊有“研讨小组领导同志在听取办公室汇报时的谈话要点”的《研讨情况》印发至各专题组，以为下一阶段的专题研讨工作提供指导；同时，《研讨情况》也增发至“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中顾委、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开始向整个中央领导层“下”政治体制改革的“毛毛雨”。
七、风云突变：胡耀邦落马
吴伟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七篇。
就在赵紫阳主持的政治改革蓝图的设计工作全面展开的时候， 1986年底，风云骤起。一场学潮引发了党内的巨大震荡，党内保守势力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借机发动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被迫辞职。霎时间反“自由化”的阴云笼罩全国。
这场巨变是怎样发生的？邓小平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支持“反自由化”？
分析八十年代前后邓小平的思想脉络可以看到，邓小平从来都主张要有两手，“两手都要硬”。所谓邓小平理论，总结起来无非就是两句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从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那一刻开始，这一基本思路就已经奠定了。
邓小平认为，四项基本原则是毛泽东的老东西，不是他的新东西。只有改革开放才是他的新东西，是他的旗帜。这里，蕴含着邓小平的两条政治底线：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核心是强调党的领导；二是坚持改革开放，他需要靠改革开放来挽救党，挽救这个国家。文革的教训已经证明，旧有的领导观念、领导方式、领导体制都不能再继续进行下去了，坚持下去，只能再次将中国引向灾难。改革，是邓小平，也是这个党唯一的选择。这也正是他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初衷。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从根本上否定这个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为了改善这个制度，改善党的领导，改善的目的，仍然在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此，他一再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个“自我完善”，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原有制度框架内，对经济、政治体制进行一场改良。正是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邓小平思想的“两个基本点”。
正因为如此，每当邓小平感到改革开放威胁到党的领导地位时，他就会出来大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每当他认为改革开放遇到障碍时，他就要出来大声疾呼“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
邓小平一再强调，四项基本原则中，最根本的一条，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论任何人背离、反对或是企图改变中共的一党集权的政治体制，邓小平都不会容忍，而不惜使用任何手段进行打压。胡耀邦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是邓小平和老人集团一旦发现，或者认为胡所执行的政策会动摇党的领导地位，威胁到这个国家的根本制度时，也会毫不犹豫地把他搞下台，虽然胡是他们政治上的恩人，在几年前曾经为他们平反，使他们能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几年后赵紫阳的被罢黜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1986年下半年，邓小平多次重提政治体制改革的谈话，国内掀起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热潮，加上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的大量的有关政改的宣传，极大地激发了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他们拥护政治改革，支持发展民主，并且希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这场改革。1986年是中国的基层选举年 （即基层区县人大换届，需选举新一届人大代表），许多学生要求举行自由选举，并自荐参加竞选。但是选举中的诸多限制，和根本违反普选原则的一些做法，引起了他们的极大不满和愤慨。12月初，学潮因此开始从安徽爆发，很快就漫延到上海、杭州、南京、成都、西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12月底，大规模的学生游行终于在北京爆发。学潮中，各地学生提出的口号集中于发展社会民主，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开放言论自由等政治改革方面。其中，也有不少人把矛头直接指向四项基本原则，指向一党专制。
这次学潮初起时的1986年12月8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形势做了三点估计：第一，全国当前政治经济形势是好的，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第二，目前在学生当中出了一些问题，但是不影响全局形势。对出现的问题要做具体分析，其中确实有学校管理不善的问题，也说明民主生活方面有问题。要改革，要改善，但不要大惊小怪；第三，要善于引导，学会引导，不要压，不要一下子顶回去，也不要放任自流，推波助澜。
赵紫阳也在这个会上发了言。他认为学生提出的好意见要采纳。随着形势发展，中国的民主势必扩大，这类事件估计今后还会有。我们不能禁锢，搞得鸦雀无声，象东边邻居（指朝鲜）那样，那很危险。不禁锢，就有提高本领的问题。会上，赵紫阳还介绍了已经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的情况。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在会上也谈到，民主是世界性潮流。台湾也开放了党禁，取消了戒严法。菲律宾、南朝鲜民主的发展，对国内也会有影响。这就需要我们有相当的本领，我们确实缺乏这个本领。怎样与社会对话，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戈尔巴乔夫讲公开性，我们要与社会对话。第一，不要出大乱子；第二，不要希望没有这些事情；第三，要学会与社会对话。（以上参见吴稼祥《中南海日记》第四部分，第十五节）
12月中旬以后，学潮并没有如中央书记处希望的那样，慢慢平息下来，反而有继续漫延的趋势。12月24日下午，中央三直机关(指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直属机关、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党委召开联合会议，通报“学生闹事”的情况。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在会上介绍了学潮发生的过程、规模后说，此次学生闹事的特点，一是借民主自由和反官僚主义作文章；二是出现串联；三是出现少数违反宪法的口号。他特别强调，“今年是第一次直接攻击了邓小平同志。”
在这个会上，胡启立传达了12月22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研究学潮问题的意见。他说，书记处对形势的基本估计是，不会发生大的动乱。闹事的，只是少数搞自由化的人，少数“四人帮”的残渣余孽。现在没有动乱的基础，首先中央是团结的。书记处的结论是，不能掉以轻心，要慎重对待。
面对社会上声势越来越大的学潮，主持中央政改办工作的鲍彤和研究人员们都忧心忡忡，担心会不会由此引起局势变化，特别是高层的政治格局的变化，以至影响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
12月26日下午，中央政改办召开全体会议，围绕学潮问题开始了内部讨论。讨论由鲍彤主持，并且一直延续到第二天凌晨。
大家的讨论，紧密集中在鲍彤提出的“围绕学潮，联系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题目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发了言。大家的认识基本一致，认为，不应该过分强调学潮中个别坏人的作用，这个问题宣传过多，会引起学生的反感，和一些人对政改的疑问；也不应因学生提问题的方式不对，就抹杀其中合理的成分。改革中存在一些问题没有理顺，基本目标还没有解决，学生着急可以理解，不应该完全归结为坏人捣乱，归结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要把学潮看成是不正常的东西，共产党是搞学生运动起家的，不能怕学生运动。学生大部分是爱国的，应该肯定。但是应该看到他们不了解情况又有急于求成的思想，应该研究学生当中有哪些要求是值得思考的，合理的，坚定我们改革的信心；这么大的一场社会变革，引起一定的社会震荡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该抓住民主自由这面旗帜，把它作为一个渐进的过程讲清楚。
政改办这次会议的意见，会后由综合组整理上报给了赵紫阳和中央政改研讨小组。但是，政改方案设计者们的这次努力，注定要劳而无功。
学潮的进一步发展，加剧了党内一些元老和“理论家”们对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胡耀邦的不满，他们认为胡耀邦对学生手软。12月27日，邓力群、王震、胡乔木、彭真、薄一波、余秋里、杨尚昆等七人一起到邓小平家里，分析了学潮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一致认为这是胡耀邦的姑息和领导无力的结果。认为胡应对当前的局势负责。
邓小平和老人集团对胡耀邦的不信任，由来已久。赵紫阳在1996年接受杨继绳采访时说，他认为邓下决心要胡下台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坚决；二是胡耀邦对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的谈话（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第283页）。第一个问题，邓小平认为，几年来，胡耀邦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和事持纵容态度。如果将来老人们不在，由胡耀邦主持工作，中国自由化肯定要泛滥。他曾经让胡启立和乔石两次传话给胡，批评他对自由化太软弱，对有些人不处理，说，“对自由化采取这样放任软弱的态度，是作为总书记的根本弱点。”“现在外面有人说耀邦是党内的开明派，打着他的旗子反对我们。”“耀邦不讲反自由化，为什么不讲?”
第二件事，是胡耀邦1985年5月同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的谈话。邓对这件事看得很重。这次访谈长达两小时。陆铿回去后发表了长达两万字的《胡耀邦访问记》，赞扬胡耀邦，批评保守势力，从而在中央高层引起了轩然大波。邓小平对杨尚昆说：“陆铿打着奉承耀邦的幌子来反对我们!”“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从这时起，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想把他换下来。（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第283－286页）
当然，坊间还有一种说法，说是胡耀邦下台的直接原因，是他同意十三大后邓小平退休。但赵紫阳认为，胡耀邦下台和是否赞成邓退休没有关系，他在接受杨继绳采访时说：“这不是小平让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邓没有这么狭隘，他还是伟大的嘛!”笔者认为，赵紫阳这个话虽有一定道理，但是“邓没有这么狭隘”，未必其他老人们也那么“伟大”。胡耀邦一句同意邓小平退休，几乎得罪了几乎所有的党内元老。因为一旦邓小平退下来了，所有的老人难免都要退下来。老人们刚刚平反和重返工作岗位没有几年，屁股还没坐热呢。从维护自己的利益出发，他们也不能让邓小平退休。胡耀邦同意邓小平退休，就等于触犯了一批老人们的利益，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
邓小平和老人集团原来考虑到十三大让胡“自然”退下来，平稳过渡。但学潮的出现和发展，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得以“提前解决胡耀邦问题”。
12月30日，邓小平在家中召集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谈话。他态度严厉地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狠。” “这些人之所以这么猖狂，传说是因为党中央里面有个保护层。”这实际上就是不点名地批到了胡耀邦。
邓小平还特别对政治体制改革讲了一大段看法。他说，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民主，不能搞三权分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说的这段话，从表面上看，是对学潮讲的，这些话也都是他的一贯思想，但是在这个时候讲出来，就不能不含有警示的意味。实际上，他也是在给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的赵紫阳敲警钟。（以上两段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4-195页。）
在受到邓小平“反自由化不力”的严厉指责后 ，胡耀邦“想到学潮将被镇压，一大批知识分子和好干部将受到牵累，他彻夜难眠”（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下卷，第1298页）。经过反复思考，1987年1月2日，胡以《向小平同志交心》为题，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提出辞去总书记职务。4日，邓小平在自己家中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罢黜胡耀邦。胡耀邦未被邀请参加。6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谈了话。邓小平建议举行一次“解决胡耀邦同志问题的党内生活会议”，对胡的错误进行批评，也要他在这个会议上做出自我批评。
1月10日至15日，由薄一波主持的“生活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邓力群作了长篇发言，集中批评了胡耀邦的所谓“六点错误”，特别是胡“只反左不反右”的问题。胡耀邦违心作了题为《我的检讨》的发言。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决定接受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推选赵紫阳代理总书记。据当晚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会议公报说，胡耀邦“在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的政治原则上有失误”。
1987年1月，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随着胡耀邦的中箭落马，迅速席卷全国。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遭遇了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
八、与邓小平“对表”
1987年初，随着胡耀邦的中箭落马，中共党内这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潮来势汹汹。
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搞好改革开放的根本保证》，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全年的工作基调。
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1 号文件，转发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人的谈话。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认为近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导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持放任的态度。（该次谈话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4－197页）。这个文件传达下去以后，各级党组织立即在全国开始“运动了”。党内外那些对胡耀邦不满，对改革、特别是对政治体制改革不满的左派们迅速活跃起来，声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言论一时间充斥了各种官方媒体，声势之浩大，为几年来所未有。
中央在“处理胡耀邦问题”的同时，1 月28 日，宣布免去主张“宽松、宽容、宽厚”的中宣部部长朱厚泽的职务，邓力群带领新任部长王忍之到中宣部接管。对那些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也纷纷做出组织处理，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被开除党籍（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注释第74、75、77），某些学潮的组织者也被“专政”。加上当时各高等院校开始放假，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各地学潮逐渐开始平息。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地震，很快就波及到了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研讨和设计工作。在“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中共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环境下，搞改革，特别是搞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就充满了政治风险。反“自由化”风潮涌起之后，政治改革研讨很快就成了左派们的“靶子”，什么“党政分开是动摇党的领导”，什么“搞政治改革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各种说法不一而足。
中央政改办的这些工作人员，大都和笔者一样，来自中央机关或各个研究单位。他们之中，或是参加了近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并在政改研究中有过一定的影响；或是在党政机关的工作中，积累了较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并因而被选调来参加政改研讨。他们对于能够有机会参加中央的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研讨，都十分珍惜，都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从内心说，他们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都十分反感，担心反“自由化”会冲击到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另外，在政改办内部，在各个专题研讨小组，也有一些人产生了疑问：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改研讨中有没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此情况下，鲍彤认为，政改办需要同邓小平“对对表”了。这里所谓“对表”，是指与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说法相对照，没有面对面交流。鲍彤的有关讲话也没有上报给邓。
在1987年1月9日下午的政改办例会上，鲍彤谈到了“对表”问题。他说，过几天要专门开一次会，学习中央有关学生事件的文件和讲话，学习小平同志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著作和讲话，对前一段时间的工作进行检讨，和中央对对表。
鲍彤说，检讨是个中性词，有反思、总结、回顾的意思。我们现在需要检讨一下，前一段的研讨工作是不是符合小平同志的思想，从总体上来说是不是能够站得住脚。据笔者理解，鲍彤在这个时候提出“对表”，更重要的是为了坚定大家继续把研讨工作进行到底的信心，同时也让大家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要“对表”，先得有“表”。鲍彤要政改办组织几个人，火速编了一本《邓小平同志谈政治体制改革》小册子，大约两万字，发给大家抓紧学习，后来又刊发在中央政改办编发的《研讨情况》上。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在为政改研讨工作寻找“合法”依据，一方面，让能看到这份材料的中央高层主要领导明白，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的主张，不是赵紫阳和鲍彤的“自作主张”；另一方面，要用邓小平的话，证明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方向是对头的，以此屏蔽可能出现的对政改研讨工作搞“自由化”的指责。
1987年1月13日下午，中央政改办举行了主题为“近三个月来的工作检讨会”。这个时候，对中央高层正在进行的“批评”胡耀邦生活会的情况，办公室的一些人已经有所了解，心情很沉重，会上的气氛也比较压抑。会议由陈一谘主持。
综合组的孙方明首先发表了看法，他认为，我们搞的向研讨小组的汇报提纲、代研讨小组草拟的给中央常委的报告，都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圈阅和肯定，第二次汇报也正在进行中（指此前的1987年1月4日和此后的2月4日，赵紫阳主持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听取的办公室第二次工作汇报，主题是党政分开和党内民主，其中包括十三大要进行的改革）。因此，对前一段的工作应该充分肯定，没有什么自由化问题。下阶段的工作要保持正常气氛。不然研讨工作就无法进行。
陈福今谈了三点，一是政改研讨第一阶段的思路、办法是按照研讨小组的部署进行工作的，符合邓小平思想；二是改革研讨的前提是要解放思想，争鸣是正常的，只有提出问题才能解决问题；三是从这两次汇报情况看，研讨工作是有成果的。如果说工作中有不足的话，也与自由化无关。
陈小鲁认为，现在的背景气氛，与刚刚开始研讨时反差较大。我们搞出来的文件，不仅现在站得住，我看十年以后也站得住。该提出来的就要提，我们不能当历史的罪人。这时鲍彤插话说，有两种情况下的罪人，一是提了错误的意见，二是该提的意见没有提出来。
吴伟则强调，改革不能和自由化挂起来。只有改革，才能更好地坚持四项原则。鲍彤又插话说，一个不等式，改革不等于自由化。我认为咱们办公室没有自由化。
吴国光说，总的方向是对头的，有两个关系处理得很好，一是既要看到弊病，又要完善这个体制；二是既要改善党的领导，又要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信心非常必要。他建议在研讨中要注意分析各种利益集团的参与态度和要求。
会上，其他同志也相继发言，均表达了对前一段研讨工作的肯定，认为我们的政改研讨工作不是搞“自由化”。
在大家讨论之后，鲍彤对前段时间的工作作了总结。他说：
有两种总结，一种是散摊子前的总结，一种是工作高潮中的总结。我们的总结是后一种，以后的工作，会更紧张。
对前三个月的工作怎么看？我同意刚才所有的发言。从目前的水平来看，我们三个月来的研讨是站得住脚的。但我也有担心，十年、二十年以后再来看，会怎么样？我不敢说。一是出了馊主意，那就是罪人；二是该提的问题没有提，也是罪人。这是一个压力，应该保持这个压力，可以使我们的研讨健康发展。之所以说我们的工作站得住脚，集中到一点，就是本室工作没有自由化倾向。什么是自由化？是反四项原则，反对党的领导。我们作为个人，作为集体，都没有自由化问题。如果有，那首先是我。我姓鲍，入鲍鱼之肆不闻其臭。我们没有光在口头上坚持党的领导，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在研究如何改善党的领导、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的办法。我们没有满足于空喊社会主义口号，而是在研究如何建设更有活力、更有创造性的社会主义。这就是几个月来我们全部的工作。研讨过程中似乎也提出了一些新的东西，这新东西就是改革。在研讨小组成立的会上（指1986年9月18日赵紫阳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研讨小组成员会议），当时我作记录，紫阳有一句话，后来没有写到给中央常委的信里。紫阳讲，改革有三种，一种是现有体制很好，小修小补；一种是不好，要根本颠覆；还有一种是要做相当大的改变。我们现在搞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哪一种？这个可以研究。我看，是最后一种，是要做相当大的改变。（贺光辉插话：假如说有什么不足的话，就是我们没有把我们体制中的好东西归纳出来。）我们能提出新东西，说明我们不糊涂，是按照研讨小组的要求工作的，是要改革的。如果研讨小组的同志们要我们研究改革，而我们研究的结果是不改革，这当然也是一种答复。但是，小平同志是不会说满意的，研讨小组的同志们也不会满意的。
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几年了，为什么还会有人还会觉得新鲜呢？这是因为小平提出的构想还没有变成现实，还没有被党内相当多的同志所认识。现在有人说我们步子大，这不足为奇，因为这些人不熟悉小平的思想。我们阅读材料提出的问题，到目前还没有超出小平当年八一八讲话（指邓1980年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0－343页）的水平，远远没超出。要说不够，我看是我们思想解放不够，不是过头了。我们要继续发扬解放思想这个建室以来的传统。
我们在研究中，每提出一个问题，都要反复问是否会削弱党的领导，实际不实际，可行不可行。要求每一个同志都讲得那么完善，那么全面，这不可能，也不应该这样要求，只能是在研讨小组的领导下，大家讨论问题，互相弥补不足，形成现有条件下的可行方案。你就是让毛老人家来发言，也不可能没有局限性，我们就更是这样。我们有我们的历史局限性。在我们办公室的讨论中，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不同意见，目标是一致的，但是每个人看问题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提出问题可能不全面，但讨论的着眼点都是长治久安和加快现代化建设。有不同意见，是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我们这里也反映不同利益集团的意见。
我们的两个刊物（指中央政改办编发的《研讨情况》和《内部资料》）很重要，通过它们不仅向研讨小组反映我们的研究情况，而且也向中央的许多领导同志下点“毛毛雨”。对社会上，要到适当时机。到了春天就可以下了，春雨连绵。可以建议在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时下一点。到了8月，可以下更大一点。
要说有缺点，我们研讨工作的缺点是，所有同志都在思想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上马、投入工作的，不够适应。我们前段时间做了些工作，是研讨小组抓得紧。下步再深入，也许就会遇到许多问题。了解情况的基本方法还是座谈会，走出去了解，还是要依靠各专题组。估计下段工作会很紧张，又要提高质量。没别的办法，要靠大家的士气。
中央政改办的这次讨论和鲍彤的发言，通过各种渠道传达给了参加政改研讨的有关人员和各个专题组，确实起到了稳定军心、鼓舞士气的作用，研讨工作的秩序很快又恢复了正常。
在此后的几个月里，虽然在“大气候”上“反自由化”甚嚣尘上，并对政治改革研讨有一定程度的冲击，但从总体上说，由于是邓小平的授权和赵紫阳的直接主持，中央政改研讨小组及其办公室如同一个小“政治特区”，
仍然保持了稳定和有效率的工作，《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和十三大报告的起草工作也得以在鲍彤的领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九、围绕“反自由化”进行的博弈
从1987年初的“反自由化”一开始，赵紫阳就非常忧心运动冲击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冲击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冲击经济运行，冲击教育、科技、文化、农村等各个领域。他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只是“代理”总书记，在他之上，有着来自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几乎整个元老集团的巨大压力。仅凭他个人的力量，无力直接抵制这场来势汹汹的政治灾难。但是，他又不能坐视改革开放的局面被毁于一旦。他所能做到的，就是利用各种机会，给“反自由化”运动降温。他后来回忆说，“那时我的主要精力，主要心思，几乎是用在如何防止这场反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化；控制、限制左的势力借反自由化来反对改革开放”（赵紫阳：《改革历程》，2009年5月第二版第205页）。
在1987年1月15日到19日举行的全国省长会议上，赵紫阳说，三中全会的基本点有两个，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是改革、开放、搞活。二者是统一的，缺一不可。四项原则必须坚持，但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反自由化、坚持四项原则不会，也不能影响改革、开放、搞活，不能影响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为此，他提出了“四个不变”：全面改革的方针不变；对外开放的方针不变；现行的城乡经济政策不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材及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方针不变。赵强调，对“自由化”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但必须十分注意政策。不得层层点名，不得层层抓代理人。不要重犯反“精神污染”时的错误：一是扩大化，二是全盘否定。这次仅限于思想政治战线，对经济理论不要批，农村也不搞反“自由化”。
1月28日是农历除夕。这天上午，赵紫阳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会议，赵在讲话中除了谈经济工作以外，主要是谈了反“自由化”的政策问题，一是绝不重复过去“左”的错误；二是要尽量缩小反“自由化”的范围，严格限于党内，不涉及党外民主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严格限于思想政治领域，不涉及经济和改革，不涉及农村，不涉及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和技巧，不涉及生活方式；在思想理论战线，点名批评的就那么几个人，不能随便点名，点名要经中央批准。
同日，中共中央在赵紫阳的主持下，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于当天发出了《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87年4 号文件），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作出了政策上的规定，强调：“这场斗争严格限于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进行，着重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科学技术研究、文学艺术风格技巧的探索，以及人民日常生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具有特定的含义。党和社会上存在的其它消极、腐败现象，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挂钩。”
次日，赵紫阳在春节团拜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要坚持三中全会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他再次强调，反“自由化”不搞政治运动，严格限于中国共产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中进行。农村不搞。企业和机关是进行正面教育。即使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实质上也是进行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的教育。城乡内外各项政策不变。全面改革不变，对外开放不变，对内搞活经济不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也不变，不仅不变，而且要努力做得更好。
2月6日，邓小平找中央五人小组（胡耀邦辞职后成立的代行中央常委职权的临时机构）赵紫阳、万里、杨尚昆、薄一波、胡启立谈话，充分肯定了赵紫阳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说这个讲话讲得很好，你们要支持紫阳的工作；你们这个小组要工作到十三大；当前的改革开放，不是搞急了，而是搞稳了。
赵紫阳在此前的六、七年里，一直是做总理，主管经济方面的工作。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对于政治、理论方面的事情，大都不是很感兴趣。在胡耀邦和胡乔木、邓力群关于“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等方面的争论中，他处在比较超脱一些的地位。胡乔木、邓力群也没有把他当作对手看待。但是当胡耀邦辞职，赵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局面很快就发生了变化。赵紫阳说：“因为我要将反自由化降温，进行得和缓一些，少伤些人，要极力保护改革开放。而胡乔木、邓力群想要乘机大干一场。这样我和他们的正面冲突就难以避免，很快他们就把我作为主要对手。” （赵紫阳：《改革历程》，2009年5月第二版第221页）
自恃有陈云、李先念、王震（在反自由化问题上，甚至包括邓小平）等人撑腰的胡乔木、邓力群等人根本没有把代理总书记放在眼里，更没有把中央4号文件放在眼里。对于邓小平要支持赵紫阳工作的话，他们也置若罔闻。新任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对赵紫阳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和中央4号文件公开表示了不满，他说，这些讲话都是折衷调和的东西，按照这样搞下去，反“自由化”斗争又会中途夭折。
在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纵容下，全国主管宣传理论工作的中宣部组织了一大批“左派”人士，掌控媒体，撰写文章，发表讲话，开讨论会，办培训班，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力图把反“自由化”扩展到各个领域。
1987年初，就在中央政改办办公地点的楼下——中办厂桥招待所的二层（政改办驻三层），进驻了一个新成立的“写作班子”，据说是邓力群要求中宣部组织的“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中央写作组”。这个班子，后来被知情者称为“厂桥大批判组”，由中宣部理论局长卢之超负责。这些人住进来以后，和政改办的人在同一个食堂吃饭，但从不同桌；上下楼也经常相遇，但却从没有交流。也不知道是政改办的人怕被他们说成是“自由化”，还是他们怕和政改办沾了边，就有了“自由化”嫌疑，反正是老死不相往来，让人感觉他们和政改办俨然是属于两个敌对的营垒，成了“两个基本点”相互关系的绝妙写照。
关于邓力群组织的这个“写作班子”的情况，赵紫阳在他的回忆中也说到了。他说，这些人“用文革中搞大批判的办法，收集他们认为犯有自由化错误的人的文章、讲话，摘录所谓错误观点，整理编印成册，攻击一点，不及其余。印成的材料发给有关单位的写作班子，按摘录的材料写批判文章，连篇累牍地在报上发表。完全是文革大批判那一套，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独断专横。这种文章不仅不起教育作用，反而引起人们反感。我在书记处会上批评了邓力群并让他们停止这种做法。”（赵紫阳：《改革历程》，2009年5月第二版第215页）
胡耀邦辞职以后，邓小平曾点名提出要处理一批人。胡乔木、邓力群、王忍之等人和中纪委借机提出了一批拟处理的“自由化的头面人物”的名单。1987年7月底，在北戴河办公期间，中央书记处讨论了一个他们提出开除党籍的10个人的名单。名单上的第一个人是张显扬（时任中国社科院马列所研究员）。在这次北戴河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时，主持会议的赵紫阳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啊？没有一个人说话，这样就等于通过了。讨论的第二个人是苏绍智（时任中国社科院马列所所长）。罪名之一是他“不承认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科学”。列席会议的鲍彤插了一句：“恩格斯也不承认有科学的科学。”赵紫阳问列席的中宣部长王忍之：经典作家对“科学的科学”是什么态度?王忍之支支吾吾。胡乔木、邓力群这两位“理论家”也都不说话。赵紫阳说：“既然还没有弄清楚就不要轻易做决定。我看你们先把事情弄清楚了，以后再来讨论这些问题吧，今天就不讨论了，不要闹出笑话来。”赵紫阳这样一说，就等于把这个名单挂起来了。大概是不太甘心吧，这时，胡乔木说了句话，那么吴祖光（著名戏剧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不处分就劝退吧，反正他也不受组织纪律的约束（主要是指吴有“自由化”言论，且不听“组织打招呼”）。赵紫阳说，谁去劝啊？退党是自愿的。胡乔木说，那就我去吧。
鲍彤后来对笔者回忆说，他曾经看到过吴祖光的一个回忆，是这样说的：我家住的楼层很高，有一天胡乔木气喘吁吁从楼下爬上来，说是要劝我退党，我看乔木同志年纪这么大了，还爬了这么多层高楼来劝我退，也很辛苦，我说好吧那么就退吧，就退掉了（此处鲍彤记忆似有误。据后来笔者查到的资料，是吴的邻居张扬先生的回忆《吴祖光“轶事”》谈到了此事。载广东省政协主办的《同舟共进》月刊，2003年第6期）。所以那次会议只处理了两个人，一个是排在名单第一的张显扬，一个是排在名单最后的吴祖光。其他的人就这样都保下来了。
上面提到的中宣部提出开除党籍的10个人名单中，有一个是原《科技日报》副总编孙长江。后来有人把孙的材料送到了曾长期主管科技工作的聂荣臻那里。聂作了个批示，大意说，孙长江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他怎么会是自由化分子？对这样的同志处理要慎重。赵紫阳看到这个批示后，在材料上批道，同意，就按照聂帅意见办。对其他人也按照同样原则（慎重原则）办。后来中央再也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还谈到，耀邦下来以后，有些老人提出所谓“团派”问题，说耀邦重用“团派”的人。赵紫阳认为，如果这样提出问题事情就大了，牵连太大，极易引起干部中的波动。在反自由化中，如何在组织上少作变动，对稳定局势很重要。因此，赵紫阳向邓小平提出，这次反自由化，干部变动应尽量少，能不动的就不动，即使需要动而能不马上动的，也尽量放到以后逐渐变动，以减少震动。邓同意了赵紫阳的意见。
赵紫阳在回忆中举了若干人的例子，他说：“王蒙是胡耀邦提议任文化部长的。邓力群的人早就把他看成是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自然要把他搞下去。所以耀邦一辞职，反自由化一开始，这个问题很快就提出来了。我坚决不同意。我对邓力群、王忍之说，王蒙不能动。还有《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也是青年团出身。他在《人民日报》比较开明，邓力群也要乘机把他换掉，我也没有同意。薄一波还向我说过，山东省委书记梁步庭，是耀邦的人，同耀邦关系密切。说山东是个大省，要换。我也借些理由没同意动。自然，一个人不动也是不行的。像中宣部长朱厚泽，牵连较大，不得不动。还有组织部的尉健行、公安部的阮崇武。组织部也好，公安部也好，这些都是老人极为重视，必须由他熟悉的人掌握才放心的敏感部门。耀邦在任时，他们在公安部、组织部，并不是几位老人完全信任的。耀邦一辞职，对这两个人的议论就多起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作调整。当时我尽可能地给他们做了适当的工作安排。”（赵紫阳：《改革历程》，2009年5月第二版第215－217页）
赵紫阳这种不因人划线，在党内政治斗争中尽量保护干部、防止引起大的震动的作法，引起了那些企图在胡耀邦辞职后彻底搞掉“团派”的政治老人们的不满。传说陈云有过这样的话：这回“青红帮”变成“青紫帮”了（“青”指青年团，“红”指新上来的青年干部，“紫”指赵紫阳）。
在反“自由化”的巨大政治压力之下，赵紫阳既要保护自己，争取邓小平的支持，又要反左，尽可能保证改革开放的正常进行，并且尽力保护可能受到牵连的耀邦的部下，靠的是什么？只能靠“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据笔者查到的资料，赵紫阳是在1987年1月15日的全国省长会议上，第一次谈到了“两个基本点”的说法。他说，三中全会的基本点有两个，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是改革、开放、搞活。二者是统一的，缺一不可。在此后的1月30日春节团拜会上，赵紫阳再次阐述了这个观点。
后来在同年4月中央政改办的一次会议上，陈小鲁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要有一条基本路线。鲍彤接受了这个意见，对“两个基本点”的说法进行了完善，加上了“一个中心”（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表述，成为对三中全会路线的完整概括。赵紫阳后来回忆说，“这种口语化的概括，邓小平看了非常赞赏，多次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讲得好。”（赵紫阳：《改革历程》，2009年5月第二版第231页）
在这一阶段，中央政改办的研讨工作在鲍彤的领导下，仍旧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是，赵紫阳在反“自由化”问题上与胡乔木、邓力群的这种针锋相对，也直接波及到了政改办的工作。
反“自由化”运动一开始，作为中央政改办四位负责人之一的严家其（时任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就成了邓力群等人追查的重点对象。胡乔木和邓力群都曾经亲自向赵紫阳提出要求，让严家其离开中央政改办。据鲍彤回忆说，“当初严家其到政改办工作还是胡乔木推荐的。政改办成立的时候，紫阳还没有找我谈，就先找了胡乔木说，小平要我成立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下面要设一个办公室，请你推荐个人，推荐个学者。胡乔木就推荐了严家其。严家其就这样成了中央政改办的负责人之一。”可现在，胡乔木又出尔反尔，赵紫阳没有理他们。鲍彤还为此写了一个报告给紫阳，说严家其同志是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这段时间在我们这里工作，工作很好，很起作用，有人说他是自由化，不存在这种情况。这个报告送给赵紫阳以后，赵紫阳批给了胡乔木、邓力群。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又打电话给严家其，要他回社科院参加反自由化“学习”，也被鲍彤拒绝。
另外，当时在政治体制改革理论与原则专题组任负责人的廖盖隆、参加这个组工作的原中宣部理论局局长理夫，都是上了反“自由化”黑名单的人，胡乔木、邓力群也几次想让他们“回原单位参加‘反自由化学习’”，都因鲍彤的反对而没有得逞。这段时间，邓力群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部下们大整各种人黑材料，向老人们递送。
3月10日上午，中央召开有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赵紫阳等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由薄一波汇报十三大人事安排情况，邓力群汇报反自由化斗争情况。邓力群说，现在70％以上的人对反自由化是抵制的，要经过三、四年的艰苦斗争才能进入正轨。会议决定还要点名批评思想界12个人。邓力群提到正在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改办班子里担任负责人之一的严家其，说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当着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几位老人的面告状，如果让他们扳倒了严家其，那么将对赵紫阳本人，对他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将会产生严重危害。赵紫阳当即说，“严家其没有问题，他反自由化很积极。”这次会议，仍为中央常委的胡耀邦没有出席，邓小平也没有讲话。（参见吴稼祥：《中南海日记》第五部分，第二十二节）
看到搞下面的人不能得逞，邓力群开始直接向鲍彤发动攻击。在1987年5、6月份的时候，他批转给赵紫阳一封信，信是邓力群的部下梅行（时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写的，揭发赵紫阳的秘书鲍彤有政治问题，说中央政改办主持日常工作的陈一谘接受了美国“索罗斯基金会”的资助（据笔者所知，事实是陈任所长的国家体改委下属中国经济体制研究所接受了资助，作为科研经费），而索罗斯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联系。索罗斯到中国来，鲍彤会见了他。这封信，赵紫阳批转给了鲍彤。鲍彤为此给赵紫阳写了个报告，报告说，索罗斯访华时提出要见我。我为了解他的背景情况，特意发了个电报给我国驻美国大使馆，询问索罗斯的情况，以及他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关系。大使馆回电说没有什么关系，索罗斯对中国很友好，并建议我见一见他。在这个情况下我会见了索罗斯。赵紫阳把鲍彤的这个报告又批转给了胡乔木和邓力群，并批给中央五人小组其他领导、中央书记处成员“阅知”。
从表面上看，左派们的进攻是针对鲍彤、严家其、廖盖隆、理夫等人的，实际上，是想从他们身上打开一个缺口，以证明赵紫阳重用“自由化”分子，进而证明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是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以离间和削弱邓小平对赵紫阳的信任，彻底搬掉赵紫阳这个他们反“自由化”的最大障碍。他们已经搬掉了胡耀邦，再搬倒了赵紫阳，政治体制改革就可能无疾而终，邓力群也大有可能在十三大上登上总书记的宝座，或许，这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
十、赵紫阳改变“大气候”的 “5.13讲话”
1987年上半年，邓力群和他的部下借反自由化这股力量，与赵紫阳控制反自由化运动的努力，展开了一场政治博弈。他们不甘心受到赵紫阳和中央4号文件（即1月28发出的《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所划定的范围的限制，千方百计地要打破这个框框，将反自由化扩展到各个领域。
4 月6 日到12 日，《红旗》杂志文艺部、《光明日报》文艺部、《文艺理论与批判》三家报刊在河北省涿州召开了一个“组稿会议”。实际上，这个会是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支持下召开的，参加会议的共有来自全国宣传、理论、文化等方面的理论工作者120 多人，其内容也远远超出了“组稿”的范围。会上确定了一批文艺大批判的题目。当时理论界对这个会议议论纷纷，传说这次会上准备批判100 多个人，并且组织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等在内的若干个“大批判组”。赵紫阳得知涿州会议的情况以后，担心会超出“4 号文件”的范围，派人调阅了这次会议的全部录音带和会议简报。（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2010年12月修订版，第303页。赵调阅后由谁处理、如何处理，没有查到资料。据笔者了解，有几个大批判组确实成立了，但未及运作，赵紫阳的5.13讲话就发表了，大批判便无疾而终。）
当听到中宣部长王忍之在当年3月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要进行“第二次拨乱反正”（第一次拨乱反正，指70年代末期以否定文革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赵紫阳十分气愤，严厉地批评了王忍之，说，“你拨谁的乱?反谁的正?”赵还说：“我知道，这话不是出自于你。是不是邓力群叫你讲的？”王忍之急忙说：“是我说的。是我偶尔失言。”赵还批评他：“听到小平说‘主要是反左’，你们宣传部如丧考妣，这是什么精神状态?” （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2010年12月修订版，第303页，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08－209页。）
看到针对赵紫阳的部下们的攻击未见成效，邓力群等人开始直接向赵紫阳发动进攻。吴稼祥先生在他的《中南海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一些情况，笔者认为，这些记载是符合当时情况的。他在1987年5月4日日记中是这样写的：“邓力群集团近来越来越放肆，攻击的矛头肆无忌惮地指向赵紫阳。邓力群本人散布说，反自由化之所以搞不下去，就因为老有人在那里划界限。王忍之说，反自由化是粉碎四人帮以来的第二次拨乱反正。他们在在河北琢县开了个秘密文艺座谈会，贺敬之（中宣部副部长）开门见山地说，对中央4号文件，人们只记住一句话，就是不批人了。还说，在春节前，听到这句话（指紫阳在怀仁堂的讲话），就可以回家过年了。看来，他们有失业的恐慌。姚雪垠（左派作家）更露骨地驳斥赵紫阳的一个论点说，清污不存在扩大化问题。姚还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说，这几年文艺战线上的斗争是五四以来最严重的。熊复（《红旗》杂志总编辑）说，粉碎四人帮以来，他一直在做梦，现在，恶梦破了。听说卢之超在整理赵紫阳的材料。邓力群大批判组的成员段若飞兴奋地对书记处研究室的人说，邓力群当总书记在中央呼声最高。”（吴稼祥：《中南海日记》第六部分，第二十七节）
吴稼祥还记载了一件事。在3月13日中宣部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结束时，当赵紫阳说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已经开始扭转”时，邓力群突然插话说，“有人认为，说自由化的受到了批判，干自由化的没有问题。”这显然是在向赵紫阳公开挑衅了，潜台词是你赵紫阳是干自由化的。同时也暴露了邓力群们反自由化的真正目的，是要打倒所谓干自由化的。赵紫阳早就知道他们的手法，所以一直强调反自由化只限于政治思想领域，不涉及经济领域。这时，赵紫阳朝邓力群转过脸去，微笑着反问道：“老邓，你的意思是不是认为现在搞的承包、租赁和股份制都是搞资本主义？”这一问，问到了邓力群的底牌，因为他知道，在经济改革中搞承包、租赁和股份制都是邓小平支持的，如果他把这些说成是自由化，等于是反到了邓小平头上。邓力群因此无言以对。（参见吴稼祥：《中南海日记》第五部分，第二十四节）
对当时国内反自由化甚嚣尘上，且有扩大化的这种趋势，赵紫阳、鲍彤和中央政改办研究人员们的心情十分焦虑。
4月25日晚上，鲍彤组织中央政改办对当时改革开放和反自由化的形势进行了一次内部讨论。在这次会上，许多人发言，认为情况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应该进行必要的反击。如果这种局面不能得到尽快扭转，不但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不下去，而且即将出台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很可能夭折。特别是五个月后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很可能开成反自由化的大会，改革开放将难以为继。
会上，大家纷纷列举了反自由化以来出现的奇谈怪论，比如，这次反自由化是“第二次‘拨乱反正’”；提“两个基本点”不准确，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二者不能并列；经济上的自由化是政治自由化的基础，不反经济自由化，政治上的自由化也反不了；中央规定不批经济上的自由化，不等于经济领域没有自由化；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必须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不然不能坚持社会主义；还有一种说法，实行厂长负责制是不要党的领导，是自由化的具体表现，等等。这些言论都直接背离了党的三中全会路线，有些话甚至直接批到了邓小平头上。不仅如此，甚至连为文革翻案的主张都出来了，什么“自由化就在党内，说明有走资派，毛主席的话没有错”等。说这些话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党的中高级宣传理论干部，如中宣部长王忍之、中宣部理论局局长卢之超等。（以上左派们在反自由化中提出的观点，还可参见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10－211页）
听到这些明显背离三中全会路线，背离邓小平“两个基本点”的主张和言论，特别是中央宣传部门的领导也加入其中，鲍彤和大家都感到形势严峻。当晚，鲍彤根据这次会议情况起草了一份报告。鲍彤后来回忆说，这个报告的内容，“主要是讲：有人似乎把四项原则与改革开放对立起来。反自由化的态势对当前改革有影响，对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出台不利。建议抓一抓改革的舆论，在宣传上，改革与反自由化并重是必要的。同时，建议在7月1日重新发表小平同志1980年的‘8.18’讲话，这是我们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有了邓小平的这篇文章，就什么话都不用说了，我们就是落实邓小平思想。而且，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话，是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是经过中央认可的，同意的。”
4月27日晚，鲍彤将这个报告送给了赵紫阳。
28日上午，赵紫阳来到邓小平家。关于这次会见，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载的，“我与邓小平作了一次长谈。向他汇报了几个月反自由化斗争之后，大气候已经起了变化，自由化言论占领舆论阵地的情况也基本